浙东学术文化名人潘平格的思想与学道

——思想家潘平格

潘平格（1610—1677)，字用微，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现为慈溪市）文溪人。明清之际思想家、哲学家。他年轻时长期离开故乡，住在绍兴，后来又移居昆山，最后又回到慈溪，终老故乡。他是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浙东学术的重要思想家。由于潘平格的著作刊刻极少，故其学说久晦而不彰，长期未得到人们重视。直到20世纪上叶，梁启超、容肇祖、侯外庐、钱穆等诸学者，对潘平格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论述，由此他的学思想进入了学界研讨的范围。

潘平格是清初以激烈抨击程朱陆王学说而著名的思想家。作为一个学问家，潘平格的一生，是从程朱理学而转事佛老，最后又回到孔孟思想的一生。潘平格为学初宗程朱，继从陆王之学，再转老庄道学，释教禅学。后悟其皆不合“孔孟之道”，遂以“求仁”为学问主旨，强调在日用实际生活中去求真理，提出“浑然一体”、“见在真心”，对抗理学家“天理“，“要求“自天子以至庶人”都浑然一体”地平等。潘平格的学术思想在当时流传到浙江金华，江苏苏州、常州等地。

潘平格的学术生涯，可分两阶段；在38岁前，他立志进取，以成圣成贤为人生目的；38岁后，则以“求仁”为主旨，创立了一套他自称为“学脉”的“求仁哲学”体系。主要著作有《求仁录》十卷，《著道录》十卷，《四书发明》六卷，《孝经发明》二卷，《辨二氏之学》二卷，《契圣录》五卷。

潘平格生长在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里。他自幼父母双亡，与祖母相依为命。十五六岁时，便以豪杰自命，“谓忠孝节义之事，我优为之”。17岁时，尝自叹曰：我其不能为孔孟乎？”决心成为孔孟式的圣人，说明他具有不靠老天靠自己，看重人生的作为，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怎样才能成为圣贤呢？宋明以来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人们以研习理学作为成贤成圣的途径。潘平格起初也是如此。但是，程朱理学把“理客观化，把时建社会的纲常名教说成是人人必须遵从的天理，只能照办，不许违反。这对于希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来成贤成圣的潘平格来说，就是沉重的精神锁了。所以他在学了一段时间的程朱之学后，“又从事于王（守仁）罗（洪先）之学但是，注重内心修养、脱离实际的心学也不能令其满意，所以“后又从事于老庄之学者半载，仍不能满意，再后又从事禅学者二年。”

正当潘平格探索如何成贤成圣时，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中结束了近三百年的统治。接着，清军人关，建立了满族贵族专政的清王朝。面对亡国之痛，程朱王罗之徒多有麻木不仁者。这一场国家的变故，使潘平格惊悟到明代学问与现实脱节而无用，所以他提出要将儒学改造成豪杰之学说。他要人立大志，认为治平天下的大事业，“非大器局，大志量，不能担荷”。潘平格认为宋明时期的理学家的学说之所以背离孔孟之道，主要是因为不懂得“格物”。所以，他对宋明程朱理学中最关键的概念“格物”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格者，通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本是身，末是家国天下。他提出“物”是身、家、国、天下；“格”是功及百姓，保四海，治国平天下；格物是贯通家国天下为一事，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事，能够如此，就能复吾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之性，“以天下生民为念”。经过多年探索，在几次“出荆棘入荆棘，拔足迷途顿足迷途”之后，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以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致知格物、笃志力行为内容的“求仁”哲学理论。(www.xing528.com)

在潘平格创立的以浑然天地万物一体“求仁”学说中，对孔子的“仁”作了新解释，把“仁"由“泛爱众”推广到了爱天地万物，浑然天地万物一体即是仁，仁便是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他的“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说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人和自然的和谐一体，也就是“天人合一”。潘平格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虽然彼此不同，但是相互处于一定关系之中。按其本性来说，天地、人、万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浑然为一的整体。天地、人、万物，彼此友爱、和谐、亲善，各得其所，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用这种境界看待和处理天地万物，就是用物而不强制物，并且从思想上对物持热爱、亲近、顺应态度。宇宙是不是统一、和谐，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认识、理解吾性本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之性，吾人本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之人，并自觉地去实现天地万物浑然一体。每个人都应当通过自己的爱和良知去实现宇宙的和谐与统。这个思想，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今天，对于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亦有积极意义。

其二，“浑然天地万物一体”也有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政治伦理关系的意思。这一层意思在潘平格那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尽管他说“浑然一体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但其重点不在“爱物”，而是提倡“仁民”。这是由于“仁民”是“爱物”的基础：人类本身不友爱，人类对物也就谈不上友爱。

潘平格还认为圣人不是天生的，不仅孔子、孟子，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能否成圣，在于主观上是否努力。这种圣凡等价的价值取向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关于人的等级价值观的否定。潘平格认为担当圣学并不难，而难在没有成圣的理想和信念。因而立志，对于决心求仁复性，担当圣学的人来说，是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同时他也重视力行，“说笃志处即是说力行；说力行仍是说笃志。盖未有笃志而不力行者；亦未有力行而非笃志者，何可分也”。但他并非把“笃志”等于“力行”，或把“力行”等同于“笃志”。他的意思只是说，既要把理想建立于切实可行的基础上，防止理想流于空想；又要给行动寻找出正确的理想作指导，防止“盲修瞎炼”，应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他批评说：“夫未播种而忧五谷之不熟，未盐梅而忧滋味之不适口，虽愚者亦知其非矣。”反对坐而论道，强调躬行实践。同时他还认为立圣人之大志必须抛弃贪图富贵的世俗观念。在他看来，朝廷的科举制度既是祸乱的根源，也是立志的障碍。他说：“朝廷立有求富贵之路，天下必不治平。盖求富贵有路，则人无不竭其心思，尽其才力以图富贵，安得有修德行道力学尽性之士？朝廷于求富贵之路不除，斯民其见天下治平之难期矣。”他还指出只有“以天下生民为念”，废除封建科举制度，圣学才能明，天下才能平。这在当时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潘起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