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学术宗师

——伟大思想家、学问家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中国17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在中国者哲学史、史学史、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黄宗羲既是时代的先觉，也是渊博的学者；是我国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博学多才的学问家，也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宗师和理论奠基人，一生著作宏富，影响巨大。其主要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

作为一代大师的黄羲，其学识博大精深，上下古今、天文地理、九流百家无不精研。全网说他“于书无所不者”“兼通九流百家，皆能不于纯儒，所谓杂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学言之，有明三百年无此人，非夸诞也。又说黄宗羲“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果（张载）之礼教，康节（邵雍）之数学，东菜（吕祖谦）之文献，（薛季宣）、止斋（陈傅良）之经制，水心（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阮元说他“博览群书，兼通步算，能古文词，尤工为诗”。黄宗羲自己也说：“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余…皆能知其宗旨离合是非之故。又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黄宗羲不但以学问渊博享有盛名，更在于其独创和专精。钱穆认为：“故梨洲为学，门路虽广，而精神所注，则凝聚归一。盖欲以博雅多方之学，融成精洁纯粹之知。以广泛之知识，造完整之人格。内外交养，一多并济，仍自与后尚博雅者不同。”

黄宗羲主张学术研究要经世致用。他针对当时将学道和事功对立起来的不良学风，指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之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事功而不出于道，则机智用事而流于伪；道不能过之事功，论其学则有，适于用则无。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他还针对明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提出了“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腐之学，故兼令读书”的观点黄宗羲在其著述中反复论述了“经世致用”的治学原则。在《留书》中提出了通今致用的原则；在《明儒学案》中提出了“学贵践履”，认为为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浙东学派各位传人所继承。不过由于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因而学术思想上的“经世致用”的表现形式也就不同。章学诚指出：“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的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的之为经本史裁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黄宗羲政治思想的性质具有朴素的民主性，具有早期民主启蒙特色。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的代表。”黄宗羲新民本思想已经超越了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政治理论的代表，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鲜明观点，是一部“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极为大胆的反抗”（梁启超语），并灌输了浓厚的近代民主思想的经典之作。(www.xing528.com)

黄宗羲猛烈抨击封建君主是“寇仇”、“独夫”已成为“天下之大害”；揭露封建赋税“日增”，人民生活“日困”的趋势；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建立以“万民之忧乐”为主的民权社会的构想。黄宗羲倡导民治，反对封建专制，主张立公法、废私法，人权平等。他以“托古改制”的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一家之法”。所谓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人民牟利防乱的公平之法，而“一家之法”则是专为帝王一家谋私利的专制之法。他所谓“藏天下于天下者”，一方面包含着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另一方面则包含了治理天下之法为万民之公法的思想。其所谓“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之说，则提出了无论贵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则是黄宗羲强调从政治法律制度上解决社会治乱问题。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大，事力纷繁复杂，并非一个人能够治理得了，而必须由众多臣工共同治理，于是有君臣的分工；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必须进行制衡。

黄宗羲还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主张人民有议政权和监督权。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其伸张民权、主张民治和批判君主专制方面，而且表现在主张人民有议政权和监督权方面。他把这两项权利归之于学校。在他看来，学校既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也是评议朝正实、实施舆论监督的场所。黄宗羲主张“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治天下之具”指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纲及其基本制度、发展战略的设计，使之“出于学校“，则学校就具有政治设计院的性质。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则学校就具备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尽管黄宗羲笔下的学校与近代西方的议会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对“是非一出于钥的君专制的否定，是对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肯定，是具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

黄宗羲还是一位博学大师。抗清斗争失败后，他全力以从事学术文化事业：讲学甬上证人书院，开创了清代浙东学派，培养了李邺嗣、万斯大、万斯同等学术名人；立志著述，编撰了一百多种、不下两千万字的学术著作和诗文集，对史、哲、文、数、天文、地理、历律、诗赋等各学科，都有研究。更重要的是，黄宗羲一再强调学以致用、经世应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学必原来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经术所以经世”。黄宗羲认为，儒者之学是“经纬天地“的实学，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治天下和切于民用。他批评那些“以语录为究竟”假其名以欺世“而不问财赋、政事和边务的俗儒，说他们“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也批评那些不读书的心学家和读死书的理学家，指责他们“天崩地裂，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道学的脱离实际、逃避现实的行径。黄宗羲“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一种从“力行”哲学发而为政治实践的人文主义精神，至今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虞浩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