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哲学家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9)，原名云，后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创办阳明书院，又号阳明子。人们尊称其为阳明先生。王守仁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功业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在中国哲学史上集心学之大成，创建了阳明心学（或称王学），世称阳明学派（又称姚江学派）。其有姓名可考弟子三百余人，门徒遍及天下。其学说风靡百余年，成为明代中叶后最重要的学术流派。王阳明的主要著作为《传习录》，是其言论的汇编；他一生的语录、书及其他论学诗文，被后人收编为《王文成公全书》。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阳明全集》。
王阳明年少时性格豪迈不羁，热心骑射，留意兵法，泛滥辞章，出入释老，从小就有忧国忧民之心。28岁时举进士，授刑部主事，后改兵部。34岁时，因得罪把持韩正的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贬到偏远的贵州龙场。刘瑾被诛后，改知庐陵城县，历任南京吏部主事、鸿胪寺卿等职。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的宁王朱宸发动叛乱，以十万大军从江西东下南京。在江西的王阳明立即起兵讨伐，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运用智慧谋略，率兵35天，三战而生擒朱宸濠，平定了这场震动朝野的大叛乱。因此功，王阳明升南京兵部尚书，封为新建伯。
王阳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其道德文章，在宋明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王阳明生活在明代中叶，这时的明朝已无开国时期那种繁荣和稳定的局面，原来潜伏着的各种社会矛盾都暴露出来了。不仅各地农民和少数民族武装动乱此伏彼起，而且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日益加剧；特别是宦官势力把持朝正，残酷迫害朝廷内外的正直官员与这种深刻的社会危机相联系的还有学术思想危机，从宋代中期以来被奉为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代中叶已经造成思想上的僵化、学术上的空疏、道德上的虚伪。王阳明一生虽为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尽全力，但又是一个有良知、有见识敢作敢为的知识分子。在长期平定战乱中，他深深体会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认识到人心的好坏是国家安危的根本所系。于是他创立以“良知”为本体的“心学”理论体系，试图以自己的教育活动改造世风。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王阳明曾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而“万物一体之仁”是最能表现其学说的儒家“和谐”文化特色的。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就是视天地万物为一生命整体，将自然界的万物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它，保护它，不要使它受到伤害。因为每一物都体现了天地之“生意”、生理”，每一物都有自身的价值，因面应当受到尊重，受到爱护。人类自身不仅要生存，而且要使物物“各遂其生“，“各顺其性”，这才是“仁“的真正实现，才是“天地万物一体”境界。
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说法虽然是从宋代理学家那里接受过来的，但他要把它来作为自己推进“社会和谐”的指导工具，是需要对它作理论改造的，因为他和宋代理学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使命是大不相同的。宋儒所面对的是如何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长存久安，所以他们的学说重心是在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不同，论证社会阶级分层的合理性，从而保持所谓的“社会和谐”。而王阳明面对的则是明代社会各阶层对立日趋激烈，社会动荡的严酷现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他要倡导社会和谐，就不能把自己学说的重点放在论证阶层等级差距的合理性上，而是恰好相反，要竭力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相同，从而淡化这种区隔，调和这种对立，实现所谓的“社会和谐“。换言之，程朱理学的核心内容是将纲常天理化，把封建道德“三纲五常”当做世界的本体，要人们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自身行动的准则。受这种纲常名教的束缚，明代前期社会思想异常沉闷，人们感受到沉重的精神压迫，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学术上的空疏、道德上的虚伪。与程朱理学相反，阳明心学则把道德规范作为人的一种内心的要求，即“良知“。在王阳明看来，人的道德良心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后世之所以人欲横流，是因为“良知“受蔽，因此他把“致良知作为自己心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宗旨。本来，封建道德以“三纲”“五常”来维系社会统治秩序，区分人的身份贵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命根子，也是封建社会不能实现社会广泛和谐的要害所在。而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抓住这个要害，以“致良知”的学说突破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于社会各阶层的阻隔，在人伦观念上实现带有革命意义的变革，从而在理论上为实现封建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和谐开拓了渠道。这是阳明心学在传承家社会和谐文化中既能超越前人，又能启迪后人的重大贡献。(www.xing528.com)
阳明心学在当时的思想进步意义是：确立了一切道德行为都是按主体自己意志做出的思想观念。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初衷虽然和程朱理一样，是为了以封建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但他所说的“良知”毕竟是发自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从而否认了用外在规范来管“心”禁“欲”，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时他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著名命题。他主张以自家的“心”去裁判外间事物，突出了个体的历史责任感以及道德的自我意识。同时，王阳明在认识论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也就是把一切道德行为归结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强调道德实践中的个体能动性；在真理观上，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阳明心学中这种主体自主的观念，是对封建正宗思想的反叛，当时得到深受程朱理学精神压迫的人们欢迎，成为明清之际人思潮的哲学基础，也为浙东文化引领中国学术思潮开了先河。
阳明心学不仅对于明清之际社会思想解放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戊戌变法时期，阳明心学成为一种倡导社会维新的理论，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都讲阳明心学。“五四”时期，李大钊、郭沫若等革命者也都推崇阳明心学。王阳明经提倡的不盲目崇拜先哲权威，要求人们加强道德自我修养、发扬独立思想等思想观点，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倡导和发扬光大。
阳明心学创立以后，不仅对明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周边国家也产生过积极影响。明代中叶阳明心学传人日本之后，成为革新派人士与官学相抗衡的民间学说，是他们向武士和庶民进行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在明治维新中起了思想指导作用。期间，阳明心学还传播到朝鲜和东南亚各国，同样起到推进社会革新的作用。
（潘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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