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的生平和学术
宁海跃龙山乾坤正气坊有一幅楹联写道：“正气充天地，学行炳古今。”这是对明初大儒方孝孺的绝好评价，方孝孺（1357-1402），宁海人。其父方克勤是一代名儒，毕生研究朱子之学。方孝孺从小就熏沐家学，受到系统的儒学教育。洪武十年（1377），方孝始正式师从大儒宋濂，穷经问学，废寝忘食。宋谦非常赞赏这位学生，称许为“喧啾百鸟中见此孤凤凰”。
惠帝（建文帝）即位后，以宽厚仁慈之君的崭新面目行维新之政，使洪武时期的政治恐怖气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从而也赢得了江南士人的支持。惠帝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次年，方孝升为侍讲学士，深得惠帝器重，凡国家大事均向他请报，并代批答。方孝孺作为明初江南士人反对君主专制的主要精神领袖，在建文帝时期辅佐圣主明王道、行仁政；而此时实现儒家梦寐以求的所谓上古三代之泊，已然成为浙东士大夫群体的最高理想。
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发兵进入南京，燕王谋士姚广孝请燕王不要杀方孝孺。姚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虽然抓住了方孝孺，但方决不屈服。朱棣登基之前，召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拒不草诏，悲壮就数，同时被灭十族，死者达800余人。如何看待方孝孺之死，数百年来意见纷纭。我们认为方孝孺是为了捍卫仁政理想而慷慨死节。而朱棣之“灭十族”，连方氏的学生都被牵连进去，无非是要消灭那些深受方氏思想影响的新一代。“孝孺死，浙东之仕于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独多于天下，“这些浙东士人之壮烈殉难，也并不仅仅是为建帝争正统，而是对血腥暴力摧毁仁政政治的以死抗争。
方孝孺被诛之后，其著作《逊志斋集》的编纂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并以抄本方式在文人间悄悄传阅，直到明成化十年（1474）时才出现了第一个刻本。《逊志斋集》收录了方孝孺一生的大部分著作，足以窥见方氏的政治思想风貌。(www.xing528.com)
方孝孺在世的时候，就对洪武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责三代之后的君主“国无善治”、“世无圣贤”。以不仁人之政而害民逆道，又欲以刑罚禁民为非，这是秦以来千五百年“乱常不绝于时的根本原因。洪武政治“以猛治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尚法”政治。方氏对目之为“尚法”的政治攻之尤甚：“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夫天下未尝好乱也，而乱常不绝于时，岂诚法制之未备欤？亦害其元气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气也。人君得之则治，失之则乱。顺其道则安，逆其治乱安危之机，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方孝孺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之乱安危不仅系于法，而且系于人民。在《君职》篇中，他提出君主的天定职责是养民，教民，使民各得其所；而民之职虽在奉上，目的也在于“使之尽心于民事”但是“后世人君“却只“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一旦老百姓没有按时完成赋税和力役，就“诛责必加。可是，对于自己在教民养民上的严重失职，却“若罔闻知“，君主不但不能自修其职，而且还做出种种随意侵乱、诛削臣民之举。方孝孺说，臣不供其职，君以为不臣，那么君不修其职，又该如何处置呢？是应该宽宥还是应该废杀呢？在洪武暴政时代，方孝敢发出如此咄咄逼人的质问，真可谓是振聋发聩。方孝孺如此强调君职，一方面是由于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说：“夫人民者，天地之元气也。人君得之治，失之则乱。顺其道则安，逆其道则危。”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安民养民、均平天下、以实现“驾轶汉唐，锐复三代”的政治理想。因此他要求统治阶级以仁爱为怀，推行恤民之仁政，国家法律政策的实施应体现养民之道。在他看来，行仁政才算称君职，也有以仁政治国才给民心，人民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
方孝孺在政治上虽然成了失败者，但他却以文章，理学著称当时和后世。方孝孺一生对理学下了很大功夫，他之所以被称为“正学”，是因为他尽力驱斥心学、佛学和神学，所传是很纯粹的朱学。正是方孝孺的出现，才使得明初金华一派的朱学一归于正。纯正的方氏理学在义理上对朱学并无多少发展，但他于程朱之学能去其浮言而推行实学以经世致用为要务，将进思的重点集中在如何学道和如何致用上。作为金华朱学的传承者，方孝十分强调“圣贤之学，皆以用世”，认为君子学道当有“经世宰物”之心，不能离世自适”。他每每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试图效法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等，以“大贤豪杰”的勇气振兴理学，使之大有为于世。在解决现实问题时，他主张国家理政治事应以民富为宗旨，使民“有土以耕，有业以为，有粟米布帛以为衣食”，认为只要实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国家自然就会富裕他那学以用世的主张，正体现了浙东学术的精神。
方孝孺的诗文创作也有影响。他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文统论。他所说的“文”，泛指作品的形式，而“道”则主要是指修齐治平的儒家社会政治之道。不过，他又进一步指出，人们在“宣伦理政教之厚的同时，为文不应该排除“述风俗江山之美”、“探草木虫鱼之情状，妇人稚子之歌谣“。这就说明方孝孺对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了更为客观地认识，有助于拓宽文学的题材、内容。在师古与创新的关系上，方孝孺主张使师其道而不师其辞。他强调在师古基础上的创新，但又反对文辞上的追逐新奇；而是应该在儒家的思想观点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他称之为“自得之味”。这种“自得”的创新和发展并不是作者刻意为之的，而是因为其“道明”、“德盛”而自然地表现在言辞上的。这种言辞，他认为不仅体现为思想的高深，而且具有一种“美”感。所以要求得文中立意之新奇，首先要在道德境界中下工夫。从总体上说，方孝孺的每篇文章都直接或间接地阐发着他的儒家思想，不但切近现实，见解深刻，贯注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且词锋浩然，纵横凌厉，形成了发扬蹈厉的风格，继宋濂、刘基等人之后，以嶙嶙风骨进一步扫荡了元末文坛上弥漫的纤弱缛丽的文风。他的诗歌取法于汉魏和宋诗，有向传统的纯正的儒家风雅观念回归的复古倾向，风格质朴苍劲，时以议论超拔见长。
（张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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