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晚年又号见一居士。宋元际鄞县人。曾求学于王应麟、戴表元、胡三省等大儒。入仕后，任丽泽书院山长，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造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修撰、翰林待制、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官职。泰定元年（1324）辞官归里。其在词林、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对历代礼乐沿革、官吏迁次、百家诸子目录、士大夫族系，悉能推本溯源。其著作有《清容居士集》、《延祐四明志》、《易说》、《春秋说》等。
袁桷身处四明，此地自南宋以来学术繁荣。袁桷的学问深受家学传承和宿儒耆老的影响袁氏家族是四明望族，诗书礼仪传承悠远，累代为官，无论在政治上，或在学术上，地位都举足轻重。袁家长期与四明相族史家联姻，使两家盘根错节交织于一体，实力更令他族望尘莫及。在南宋末年至元朝初年，浙东活跃着一批著名学者，袁桷之父袁洪凭借家族雄厚的财力，聘请一些硕儒入袁氏私塾，教授袁氏子孙。可以说，在学术上真正影响到袁桷的是王应麟、岳祥、胡三省、戴表元、诗僧圆至等人。
南宋后期，陆学传入浙东，经“甬上四先生”弘扬后，盛极一时。方回说：“朱文公之学行于天下，而不行之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南宋末年，以黄震、王应麟、史蒙卿为代表的朱学又取代陆学，在四明占优势。袁确是王应麟的门人，史蒙得是袁桷的的母舅辈，他们对青年时代的袁桷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袁桷的理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其《清容居士集》序记和策问所附的答句中。袁桷视程朱理学为正统，认为“宋春陵硬开伊洛之绪，正说之道上粲于简册”，“朱文公承濂洛之正传。”但他又主张兼容朱，陆，认为朱、陆“生同时，仕同期，其辩争者，朋友丽泽之益”，应当“补两家之未备，结束两派对峙。不仅如此，袁桷还认为，道家与儒家思想也有不少共同之处，“其同者合于易，其不同于孔子者皆矫世之弊”，应当吸收老子的合理思想。
袁桷曾从医学之道来考察儒家传心之道。他认为，医之道即夫人身，以备三才”，因此医之道可以言儒道。他得出的结论是：“盖昔之群师聪明神圣，因夫五行，以寓于五常之形气，致《坎》、《离》之用，以合其阴阳。推其运行，以齐夫寒暑。考九州风土之宜，别温凉燥湿之高下。虫鱼草木，纤悉备具，非博习广闻者不能也。至于七情既发之偏，必求其中以返于正。皆吾儒传心之极论。“他用“命”将“气”与“理”统一在“人”上他说：“命也者，禀于有生之初也。夫人之生，天所与者，有一定而不移。先儒虽有理气之分，以命言之，其实一也。天以命人者气，人受于天者理。若仁义礼智能则理也，贫贱寿夭则气也，是岂命有二也哉？析之虽殊，命则一也。尚论古圣贤之言命者，其辞旨盖有不同，亦各从其所由而发之，启道德之门有之，达微妙者有之，有不得已而言之者有之，又有有为而言之者有之。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袁桷对经学也有研究。他撰写的《郊祀十议》是他在典章制度方面较有心得的作品，同时代的人中能写出这样作品的并不多见。延祐七年他主持编撰了《延祐四明志》，集中反映了他对于礼仪之因革、官阀之迁次、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诸子之略录，悉能推本原委的才能。在泰定元年后，他归里期间作《易说》、《春秋说》若干卷，未完稿而身故，遂不传于世。由此，可见他对经学还是有一些造诣的。(www.xing528.com)
袁桷是饱学之士，当时戴表元就曾给予高度评价：“伯长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资高，文章妙，博闻广记，尤精于史学；近复贯穿经术，他如琴书、医药诸艺深得其理。
袁桷还是一位大藏书家。袁氏藏书渊源有自，袁桷曾祖袁韶即“喜藏书”。《至正直记》载：“四明伯长学士，承祖父之业，广蓄书卷，国朝以来，甲于浙东。”推究起来，袁氏藏书始于袁韶。《袁氏旧书目序》载：“袁氏旧书目者，目袁氏旧书之存于今昔也。始曾大父越公举进士时，贫不能得书，书多乎抄，强记至用。……旧书之传距于今四世矣。”袁韶是袁桷的直系亲属中在宋朝时最为显赫的一位，他年轻时虽然家境贫困，却奋发读书，对袁氏家族的振兴有先导之功。其祖袁似道“积官至中散大夫，鄞县开国子，堂奥危坐无笑色，聚书至数万卷。图画鼎彝裁得源委，诚令教子昼夜不废。“至袁桷，袁家已经维持了四代的繁荣局面，收藏益富，其藏书遂“国朝以来甲于浙东“，成为藏书大家，并编有新旧袁氏书目，在自撰序中详述藏书源委。
（虞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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