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袁燮的民本思想
袁燮（11441224），字和叔，鄞县人。学者称为絜斋先生。20岁左右入太学。《宋史》本传记载说：“（袁）燮初入太学，陆九龄为学录，同里沈焕、杨简、舒磷亦皆在学，以道义相切磨。后见九龄之弟九渊发明本心之指（旨），乃师事焉。“可见袁燮在青年时代即成为陆九渊的弟子。淳熙八年（1181），袁塑中进士后，开始在地方和中央为官，官秩凡十七迁，历礼部侍郎，宝文阁直学士，最后为通奉大夫。袁在朝屡进谠言，所至政绩多有可纪。其遗著有《絜集》、《絜斋家塾书抄》、《斋毛诗经筵讲义》等，袁燮与杨简、沈焕、舒璘并称为四明“淳熙四先生”，是南宋形成的“四明学派”的卓越代表。他在学术上的最大限是把陆民心学运用于社会，在政治和伦理方面把陆九渊之学向“笃实”的方向发展：而其在发扬儒家的民本思想方面尤其令人瞩目，解明地流露了他“要与邦家立基址的深衷。
袁燮吸取了陆九漏“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提出了“君民一体“说信儒的政治学说一贯提倡尊君、忠君，一向主张君民关系是尊卑相对，治养相须。但袁燮却认为“君民一体也，民固不可无君，君亦不可无民”，“君民本一体相须之义，初无尊卑之殊。他认为单从权势和地位的角度观察，君民是有尊卑之分的，但从利害的角度看，君民是平等的。袁燮认识到礼制社会虽是自而面下的单向控制，但是上层与下层的作用关系实际上却是相互的；君民之间必须建立起协同融洽的关系，才能维护社会系统的稳定，从而使等级制度造成的紧张关系得到某种程度的松弛。袁燮提出军民民一体说把传统儒学“民为邦本“的思想经过某种程度的改造后，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基于“君民一体”的观点，提出了“天下之大当，当天下共图之的民主决策思想。儒家的社会模式向来是以君为社会系统地控制中心，实行从上至下的单向管理；君是最高统帅，举贤能，决国策，掌管一切。袁燮双则认为封建帝王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们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需要产生民主决策的机制。袁燮认为要想提高君王决策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就必须“稽谋于众”，通过“广咨博访”、集思广益的办法，来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和错误，同时也可有效地防止君主的独断专行。他响亮地提出：“人主不可自以为是”，必须“合众多之智谋，求经济之筹策”，在决策上广泛地听取下臣的意见。袁燮还讲一步提出了“是非”的标准他说：“天即民也，天之心即民之心也。“又说：“天人一心，民以为非，天亦必以为非。“他认为要以人民的是非为是非，因为人民代表了天意，而天意也就是人民意志地集中表现这样君王也就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袁燮要求扩大决策的民主性和透明度，要求在决策中尊重人民的意志。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也不乏其现实意义。
从“君民一体”的思想出发，袁燮主张“藏富于民”。他说：“善为国者，富藏于民。不善为国者，富藏于府库。军民一体也，民既富矣，君安得不富？不藏于民而厚敛焉，民既竭已，君安能独丰哉？故而袁燮坚决反对“苛政",严厉指责后世“以强敏相尚，惨刻为贤，民疾视之不”的所谓能吏。他在呈给封建帝王的诸多札子、奏疏中，正色敢言，尖锐地揭露了“官以刻核之心行苛之政”的现状。袁燮对劳动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提出“天下至劳苦者莫如农夫”，建议统治者行宽大之政，节省费用，减轻人民负，避兔“邦本倾“。他认为“国度当节或恐有伤国体，而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亏国体未害也。“其意思是说，只要人民富裕了，国库即使有所亏损也无害于国体。(www.xing528.com)
袁燮还从人性论的角度阐述了“顺乎人情”的思想。他认为“人之本心，万善成具”；既然人性本善，发之而为七情，不学而能的“人之良能，当然也是“善”的。正因为“性情皆善”，袁燮就敢于定情欲的合理性，他说：男女之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他还认为喜欢享受是人之常情，只要不过度，是可以接受的。他又认为“人情相安“最为可贵，只要人心和平则风俗粹美。基于上述认识，他提出“为政要顺乎人情，“合乎人心”。他说：“人之为政，悦人心于一时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难。”“”心纯乎天，发而为政，皆与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为此他一再上疏论便民、足食、通货等“顺人情的举措，并提出“食货为本”论。他说：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货为本。国非民无与共守，民非食、货无以相生。是故食贵乎足，而货贵乎通。兼斯二者，而为国之本立矣。“袁燮以食货为本取代了传统的民以食为天说这是唐宋以来商品经济有较多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冠于全国，正为其理论张本。袁燮的“食货为本”论，无疑可看作是黄宗羲“工商皆本”论的先声。
袁燮也是一位教育家，提出了不少富有新意的教育思想。他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是施教的基础教育的产生是在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客观需要。他说：民以食为天，救死不赡，治礼义？…食货既通矣，居民既安矣，然后设司徒之官以教之。盖饱食暖衣，逸居无教，则近于禽兽，此岂可小缓哉。”这段先富后教的论述，虽本于《孟子·滕文公上》，但孟子处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先秦，仅仅初步意识到教育是受经济制约的，只有经济发展了，教育才有可能落实、发展。如果人们饱暖无着，哪里还谈得上兴办教育呢？袁燮处在南宋商品经济相对繁荣的时代，他对教育的经济基础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在传统的“食足“之外，更强调“货通“和“安居”，将商品流通以资衣食和安居乐业各得其地利作为施教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袁燮意识到教化的施行植根于社会经济之中，并在新的时代下提高了“富足”的标准，不再仅仅满足于最为起码的“民食既足”。另一方面，他强调并不是具备了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民众的道德观念就自然形成了，还需要对民众进行正确的教化和引导。他还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治国手段，起着政治、法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为教育可以感化人心征服人心，维护人纪。他坚决主张治国之道首在教育，务使善的道德信念的力量深入人心。袁燮的这些论述丰富了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
（张如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