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不上形势要求，急起直追

这一篇想写离开贝满女中的情况，时间大致是1950年及其略前略后。内容主要是“思”方面的；“事”琐碎，又年深日久，大多忘了，可写的很少。思，总的说，是形势要求急起直追，而自己脚步太慢，苦于跟不上。分着说，就不能不触及原因、情况、结果等等，可说的也许不少吧？

治病，要找病因，由探索原因说起。最容易想到的一种原因是怀念故国，如庾子山之写《哀江南赋》，因而就厌恶新的。我显然不属于这一种。也可以说说原因，一是在过去，我未腾达；二是退一步说，总是在贫困中挣扎，依常情，就不会产生恋慕的心绪。情况也确是这样。我的故国，如果政权易主都算，应该说先后有三个（日本侵略时期不计，因为不配称为“故”）。第一个是大清帝国，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年底，到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依旧说，不过方免于父母之怀，帝制，好也罢，坏也罢，都不知道，也就谈不到有什么爱憎。从有觉知力起，所见所闻是北洋军阀的争权夺利，胡闹，当然就更不会有什么好感。1928年在通县上学，迎来所谓北伐成功，国民党胜利，也曾随着兴奋一阵，可是不久就变热为冷，尤其九一八以后，所见不过是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统治集团贪污腐化，己身呢，是缺衣少食，这样的国，显然就只能引起憎恨之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只说抗战胜利之后，说，写，就多有牢骚。其时的牢骚表示思想开明，有正义感，所以思想排队，我还是荣居前列的。

新的政局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不幸是身心都不由己，一时想一鼓作气，紧接着就泄了气。正如许多人所断定，我自己也承认，这是思想问题。于是我在思想方面找原因。由远及近，兼由轻到重，找到不只一种。其一像是来于“天命之谓性”，我喜欢平静，惯于平静，因而就不欣赏狂热，难于趋向狂热。其二是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其三就更为严重，如前面讲自己的所学时所说，是而立之年前后，为求深知，读了不少西方谈思想的。所得呢，单说与这里有密切关系的，可勉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知识论性质的，如何分辨实虚、真假、对错、是非。应该遵从的规律不少，但也可以总而统之，是信任“自己”的理性，或用康德的术语，纯粹理性。另一方面是道德学性质的，限于知的领域，应该怎样活动。这包括的信条很杂，如疑多于信，无征不信；不管如何有权威的道理，可信不可信，要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人人有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意见不同，可以坚持自己的，但应该尊重别人的，等等都是。并进一步相信，只有这样，知才可以近真，行才可以少错误。至少我觉得，新潮的要求不是这样，而是有什么信条和措施，要不经过自己的理性评断而信，不许疑。我也曾试着这样做，可是旧习总是闯进来捣乱。在心里争持，旧的能退让也好，可是常常是不退让，即经过理性衡量，竟觉得说是正确的那些其实并不可信。公然表示疑是行不通的，于是可行之道就只剩下沉默或装作信。总之是难于心安理得。

年岁大一些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不心安理得必对生活有影响，小是吃饭不香甜，大是可能没饭吃。我懦弱，怕自己没饭吃，也怕妻女没饭吃。可是想把头脑中那些旧存储都赶出去，用力，竟不能生效。这有时使我想到人不能手握己发把自己提起来的情况，因为既想离地又不能离地，自己就无能为力了。用自己思想改变自己思想，推想也是这样，“能”改和“所”改是一个，自己也就无能为力了。这里想岔出一笔，为思想改造中未能“真”改造好的书生之流说两句请海涵的话，是依据“思想”的性质，其中绝大多数推想必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如果竟是这样，则思想改造的妙法是否真妙，就颇为可疑了。又是疑！其时我是有决心变疑为信的，记得“屡败屡战”之后，想到佛家的意根之后加了个末那识，末那识之后再加了个阿赖耶识，深怨上帝造人，通过智慧果与人以思想能力，为什么不在思想之上或之后再来个末那思想或阿赖耶思想，如果多给这样一个思想，则新时代带着新要求来了，那高高在上的思想就可以下令，让其下的思想立即把旧的不合时宜的记忆都清出去，记忆之房变为空空，新的种种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走进来定位，岂不懿欤！显然，这是加料的幻想，正如梦中的钞票，是连一根火柴也换不来的。(www.xing528.com)

还是转回来说现实，是不管我怎样努力求适应，心里的不安然之态是难得都隐而不露的。于是在有些人（包括一部分学生）的眼里，我就成为不积极前进的人物，再升级就成为落后的人物。如何知道的？过去近半个世纪，加以记忆力差，不记得了，推想是还谈得来的几位同事善意相告，也许少数学生还有所表示。自知不好在佟府再呆下去，可是哪里去呢？不能不有走投无路的悲哀。而新时代，又很难自己找职业，只好忐忑不安地坐待。记得是1951年1月的下旬，学校诸事刚结束的时候，校长陈哲文说有事找我，我去了，一同到一个小馆吃午饭，席上他说出版总署用人做编辑工作，叶圣陶先生（时任副署长）托他找人，他推荐我去。并说如果同意，一两日后去见叶先生，确定做何工作。我表示感谢。就这样，我事后想，算是由崎岖小路转向阳关大道，因为变面对学生为面对书稿，就可以多动笔，少动口，且不说可以应付裕如，总不会像在学校那样困难了。

这可喜的事还带来一些悲痛，是我将离开佟府的消息传出以后，不少同事设宴送行，表示眷念之情。这送不能称为欢送，因为心照不宣，我是不得已而离开的。但终归都是中年或中年以上的人，凄凉之意可以融化于杯箸间。学生就不同，记得有石英、任和等几个，总是来看我，谈着话就落泪。这使我既感激又悲伤。但是终于别了，我有时想到她们，也不年轻了，今生还能有机缘，花间、樽前，促膝谈谈往事吗？我是盼望能有这样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