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行：流浪生活、北上天津、接办《新闻报》

由上一个题目“生计”所写可以看出，其时我的生活情况是为能活（包括妻女能活）而奔走，而挣扎。天塌砸众人，人祸同样也是伤害众人。但人之常情，关于苦乐，人总是先想到自己。《易经·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于是我想，或只是感到，不应该再这样混下去。有两种机遇使这穷则思的“变”成为现实。

先说前一种属于送的。记得前面曾提到，我有个师兼友的熟人于澄宇先生，曾在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学问不坏，人狷介，也就难免不合流俗。其结果自然是经常穷。这“穷”还兼有古今二义，古义是不能达，多碰壁，今义是常常缺衣少食。我们住得不远，有些来往，也谈得来。是1943年后半年吧，他也是穷则思变，不知以何因缘，到西北转了一圈。是未有所遇吗？不久又回北京。回北京以后，记得是过了旧年的正月，曾来看我。他谈到外出，情况却含含胡胡。我不便多问，就心照不宣作别。三个月之后，现在还记得是1944年5月13日，侵晨，天还不很亮，全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开门，冲进来的是持枪的日本宪兵。问明姓名，说有事，让我跟他到队上去一下。还翻一下抽屉，拿走一本日记。仓促出门，上车，车绕西城，才知道被请去的还有友人毕奂午和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地质学家裴文中。未被蒙目，知道车是驰向前门外，至珠市口转东，走不很远，到路北一个门前停住。进去，被关在西院坐北一排平房的一间里。时间不大，就被传到一间行洗澡（把人的头部按到一个水池的水里）之刑的小屋里。见于澄宇先生裸体站在水池中。审问的是捕我们的那个宪兵，后来知道名河端富秀，是个中国通，能说流利的汉语。于先生不愧于先生，见我进来，慷慨激昂地对审问者说：“你抓他做什么，没有他的事。我们不过见一面，我只说到外面看看，也没有出路，就回来了。此外什么也没说。”审问者沉吟一下，把我送回牢房。房里还囚禁几个人，难友，同难相怜，只几分钟就熟了。也就了解许多事。这个宪兵队部原来是天津会馆，是北京有名的人间地狱之一，任务是消灭抗日活动。于先生曾往西北，有抗日活动的嫌疑，所以被抓进来。抓我和裴文中，目的是调查于先生的底细，因为我是于先生的朋友，裴文中是于先生的亲戚。拉我去让于先生看看，目的是暗示于先生，他们已经知道真相，不必再隐瞒，没想到我们反而借此通了气。其后不久，又传我一次，问于先生跟我说过什么，我照于先生的述说重复一遍。以后若干天，又传问我几次，问的不再是于先生的事，而是文学院的学生情况。我说我只有上课时候看见学生，下课就回家，同学生没有来往，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我还是这样说。这样，过了整整六周，大概觉得再囚禁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位河端魔鬼传我去，说可以放我回去，但以后有什么情况要告诉他，并问“怎么样”，我不说话。相对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把我送出大门，让我走了。到家以后，家里人都痛哭，邻居多来慰问，可不在话下。意外的是，于先生以及毕、裴二位都早已放出来。我才明白我是受了教学与大学生有接触之累。这累还有余韵，是连续几个月，这位河端魔鬼曾上门访问几次，仍希望听到什么情况。我装作在家养病，不出门，他终于绝了望，才不再光顾。

在人生的旅途上，入一次地狱是大事，事后回顾，有没有值得说说的？曰有。一件是关于经历，我算是眼见身受与平安、幸福、温暖、诗意恰好相反的一面，那是恶意加残酷，而这恶意、残酷以及与死为邻，都是人（也不得不称之为人吧）自己制造的！我没看过目连戏，推想必有刀山、油锅等等，但那是戏，在与阳世性质不同的阴间。而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地狱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恶有恶报，他们失败了，投降了，这苦难的回忆就可以一笔抹杀吗？我是多虑主义者，有时就想到我们本土之内的各朝各代的酷刑，莫非真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吗？联想及此，我感到痛心。痛心之情还常常上升为“理”，可以算作另一件，是想到人之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是错的，至少是理想成分太多；实事求是，应该相信精神分析学家，说人同样是具有多种欲望的动物，有欲望就求满足，于是有权有力（最尖端的是政治力量）就不惜整人甚至杀人以利己。这样看，日本军国主义干的多种坏事不只是他们一己的错误，而且是人类恶劣根性的悲哀。所以绝顶重要的事不只是压倒一个军国主义，而且是以“德”化动物的顾己不顾人的野性；至少是建立一种制度，使其中所有的人都没有滥用权和力，为利己而危害他人的能力。也是理想主义！还是转回来说实际，是我对北京的生活更感到心烦，因而穷则思变。

送的力量说完了，接着说迎。机会由韩刚羽（名文佑）兄那里来，要由他那里说起。韩兄中学阶段念北京师范，毕业以后考入清华大学英语系。大概才念两年，与一位住在鼓楼西的王姓女士相恋，王姓女士有始无终，他心如磐石，“不可转也”。难忍之苦，男性的对应办法，就彼时（三十年代初）说是或死或逃。韩兄有没有想到一了百了，我没问过他，事实是（最后？）他决定逃，求变换环境可以换心。地点当然是越远越好，想到广东潮州有个熟人，来不及先联系，就提起个小包南下。幸而这熟人仍在潮州，他没有扑空。在潮州住半年，沸腾的感情会降点温，也许还要加上其地不宜于久居，他决定北行。先到上海，两手空空，只好过流浪生活。住小店，交个也过流浪生活的朋友，台湾嘉义人，名林快青。同境遇相怜，合得来，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友。在上海又住了半年，他再北行，到天津，通过考试，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我1935年也到南开中学，与韩兄成为同事，于1936年暑假一同被辞退，一同回北京。记得是1942年或1943年，韩兄接到林快青从上海来的信，曾到上海去看林，说林在上海混得不错，成为文化界、交际界的名人，甚至与抗战地区的人士也有来往。林并曾来北京看韩兄，如范式之登堂拜母。是1944年末或1945年初，林给韩兄来信，说他将接办上海《新闻报》，希望韩兄，并约一些有编写经验的人去。韩兄约我一同前往，我仍如往常之多幻想，以为变就可能有所遇，也因为与韩兄相交几年，已成为共患难的朋友，就答应结伴往上海。决定一同前往的还有韩兄的门生谢溥谦。

这到上海的创新之行，相识中也有不以为然且明白劝阻的，因为木已半成舟，也就只好如箭之在弦，不得不发。家里人是惶惑，既担心远行会不利，又怕滞留北京会失掉亨通的机会。说实在的，至少是我，到整装的时候，也感到有些茫茫然。可是人，大至中原逐鹿，小至北里追香，百分之九十九是由冲动决定的，其时我们是已经冲动而继以决定，所谓义无反顾，也就只能（尤其对韩兄）装作若无其事，静候至时起程。时间公道，没有照爱因斯坦说的那样变慢，于是到了出发的6月22日，记得天已昏黑，与韩兄和谢君一齐登车。由北京到南京是熟路，没什么可看的；何况多半是在夜里，应该梦见周公之时。其时车慢，竟在车上过了两夜，东方发白之时才到浦口。由南京东行往上海是生路，又赶上大白天，可看的不少。印象深至今不忘的是过镇江北望江面，好像万顷碧波浮在地表，使人不能不惊叹帝力之大。更不能忘的是过苏州，先北望，见虎丘，继南望，见城内佛塔，不由得想到桥畔帆樯，楼头佳丽。颇想下车：到（玄妙）观侧、阊门等地流连一会儿，可惜车不停，幻想随着景物的消失破灭了。补说一句，这幻想成为现实，已经是三十年之后，时间不留情，昔日的佳丽，也是欲求不知命而不可得了。还是抛开幻想，说现实，是车于下午五时余到了上海北站。先在吕班路会东道主林先生，然后，为了身心早踏实，到下榻之地霞飞路底湖南路（旧名居尔典路）。那是坐东向西的一个小院，院内有个两层上下各四间（？）的小楼。院门对着一片玉米地；由楼上东望，可见一些柳树和稀疏的平房人家。环境可算安静，但也有躲不开的吵闹，那是成群的蚊子，入夜真就其声如雷。幸而床头都有蚊帐，“屡战屡败”之后可以退守。楼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单说我们三个之外的人，有半老男听差，中男管事，中女厨娘，青女秘书。何以要俱全？因为曾预想，要以这座小楼为据点，干点文化事业，求得大名大利。

但是语云，人间不如意事常十八九，我们到上海的次日，林先生来，说接办《新闻报》的事不成了，正在筹划编印一种期刊。因为在筹划中，成不成，成，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在不定中，我们，说积极些要等待，说消极些可以休息。休息的时间不短，其间经过目见、耳闻、推想，对于林先生及其事业就知道得多一些。他精明，在上海滩的文化界有不小的活动能力。但也不是可以通行无阻，比如办报，出期刊，就像是都阻碍重重。办报的想法落空之后，筹划出期刊，很可能不是来于什么事业心，而是骑虎难下。这骑虎包括已经铺开一个摊（租房、请人等），收就不容易（交代、情面等等）。在上海滩活动，要有钱，这钱是哪里来的？他曾说，他的有些正大的活动，军部里有些人不高兴，这使我们疑惑，他的身分也许与日本军部有关系。这类推想，我和谢溥谦出去散步的时候，间或谈到。当然不便同韩兄说，因为韩兄的为人，是决不会对好友有不信任的想法的。其实，我和谢溥谦，也没有到不信任的程度，加上由义方面说，我们应该从韩兄之后，由情方面说，林先生待我们客气周到，所以虽然背后有些议论，还是只能既来之，则安之。(www.xing528.com)

安之，不能总闷在小楼中，躲在蚊帐里。要出去走走，用上海话说是白相白相。可以括其要为三类。一类，就真是白相，黄浦江，苏州河，外滩，南京路，愚园路，福州路（也称四马路，书业集中地），等等，都到了。另一类，有关高级享用的，都是林先生招待，有华懋饭店吃，国际饭店喝，兰心剧场看，等等。还有一类，虽零碎而可称为大宗，是淘旧书。记得常去的是北京路、爱文义路一带，有些旧书铺，逛，也总能遇见一些可要的，其中不少是英文的。上海逗留不足两个月，买得的书却不很少，现在还记得，英文本《杨柳风》，广仓学会印《散氏盘》拓片，所得都不只一本。由买书又想到装订书，因为一直觉得有意思，也想说一下。是离开北京那天的中午，忙里偷闲，逛东安市场中原书店，遇见一本英译《堂吉诃德传》，开本大，两部七百多页，收一千幅插图，纽约版（未注年限，看形式为19世纪），缺点为封面已开裂并脱落，价不很高，买了。也许为了到上海消闲吧，就顺手装在出行的箱子里。记得是7月下旬，与韩兄游爱文义路书店，忽然想起这本书，问书店主人有没有精于装订的。书店主人介绍一位老师傅，姓王，住愚园路六十六弄合泰坊二十四号。我将书送去，要求化破为整，保持原样。过几天取回，果然工很细，比喻为病人，完全恢复健康。谢上天保佑，经过几次流转，这位在蓝色硬封皮上骑瘦马持长枪的堂吉诃德先生，由其骑驴的仆人陪侍，还是安然立在书柜之内。人不可忘恩，所以我每次看到这本书，就不由得想到这位敬业助人的王先生，如果仍健在，该是百岁上下的人了。

学祖传的喜欢对称，要求对称，说了开心的，要接着说点不开心的。想了想，有一件，或说是遗憾吧，是有看看张爱玲的机会，只因为怯于识荆的旧病长久不愈，竟没有看看这位同族才女。说有机会，是因为其时她二十四岁，在上海，初露锋芒，林先生曾提到她。又因为其时她写文章不少，欢迎发表，我们编印期刊，当然可以登门约稿。只是因为对于名人，尤其宝二爷所谓水做的，我总是心动得多，身动得少，结果就“交一臂而失之”。其后是，她先则登上太平洋的彼岸，终于登上净土的彼岸，就真成为时乎时乎不再来，后死者对于先死者，又能怎样呢？说一声安息吧。

适才说到编印期刊，这是往上海的本分事，似乎应该加细说。其实则没有什么值得细说的，原因主要是，一切取决于林先生，我们只能吃现成的。这现成的是直到7月中旬，才决定出版个16开、页数不多的周刊，名《上海论坛》。何以如此之晚才决定？据所闻，困难、曲折也不少。但最终总是成了。紧接着是编、印、校、卖。编之前要有文稿，大部分是外来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由林先生负责约。我们也要写一些，记得主旨是说些与时事不近的看似公正的闲话。跑印刷厂，校，由谢溥谦负责。出版之后如何推销，我们就不管了。这样，勉强支持了三期，连我们也不知道有何意义，迎来8月，两个原子弹落地，局势大变，这期刊未发讣告就寿终正寝。

如我和谢君所推想，日本军国主义垮台，林先生的活动终止，我们旁观，像是还有返台湾之意。用不着推理，就知道随着期刊的灭亡，湖南路的小楼，以及广东厨娘供应的每日三餐，都没有延续下去的理由了。我们也要走。狐死首丘，又因为北京还有个家，有若干熟人熟地，想活就不能离开熟，当然只能回北京。而一有“归心”，紧接着就来了其下的“似箭”。经商酌，我和谢溥谦先离沪；韩兄本之与朋友共患难之义，待林先生行止有定之后再离沪。人世间，散总是比聚更容易，也就更快。于是向有关的人辞行，整理行装，买车票，一切急就章，没有到8月下旬，箱子里带着《堂吉诃德传》，怀着堂吉诃德冒险后“躺在牛车的干草堆上”走向家乡时的颓丧心情，登上开往北京的车。其时，听说因为胜利之后国内反而有争斗，铁路已不能畅通，作为听车摆布的乘客，又能怎样呢，只能盼望运气不太坏而已。果然，到南京下关，车就不再前行。情势是不能走回头路，只好等。幸而时间不长，又继续北上。可是到徐州，又停了，而且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继续前进。准备较长期等，到离车站不很远的地方住旅店。天热，苍蝇多，灰尘多，生活很苦，也就没有想“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的雅兴。在徐州大概耽搁四五天，车继续前进，到兖州，又停了。有徐州的经验在心中，准备耐心等，径直到车站附近，住了小店。耽搁的时间竟长于徐州，六天或七天。急也没用，干脆苦中作乐，游。计看了少陵台、陋巷等地。少陵台在城内东南部，是个土丘，上有石碑，刻杜工部“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那首诗，还有杜老的画像。这首诗题目是“登兖州城楼”，难道这就是城楼的遗址吗？只好不知为不知。陋巷是颜回的故事，孔子赞扬颜回：“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即使颜回真是兖州人（旧史只说是鲁人），春秋战国年间一条小胡同（其名也不会是陋巷），两三千年之后还会存在吗？这就比曹雪芹故居更加可笑了。由兖州北上，也可算是一种后来居上吧，车都是走走停停，好容易到了济南，好容易到了天津。住济南，因为离家近了，闲情逸致增加，不只游了趵突泉、大明湖等地，还吃了大观园中的砂锅丸子，街头的红瓤烤白薯。济南到天津的一段，整整走了两天一夜。记得到天津已经是定更之后，因为熟人多，就住在那里。离家更近，归心就更强烈，第二天早起，进豆腐房，吃完早点就奔向车站。车仍是不快，但挨到下午，总算到家了。贤妻迎入远来人，“乐极生悲”，乐是人平安，悲是她也知道，紧跟着来的必是生活困难。我呢？是小安慰大发愁。小安慰，是路上颠簸三周，幸而并没失落什么，主要是书，都完完整整地随着我进了屋。大发愁，是不只钱袋空空，而且欠了不少债，还有，语云，树倒猢狲散，未来的月日，还能到什么地方领工资吗？总之，已经到眼前的必是来日大难。

这使我不禁想到所谓“士”（或读书人，或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阶层的生路问题。最好是躬逢不改朝不换代的圣代，离朝近，离朝远，或帮忙，或帮闲，都可以混个“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幸而躬逢改朝换代，离朝特别近的，有历代史官（可以举欧阳修为代表）设想的一条路，从末帝死，以争取入正史忠义传。离朝不很近或不近的呢？那就会陷入较之农工商远为悲惨的境地，因为俗语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农工商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士就不然，而是必致成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为用大白话说是立刻就没饭吃。没饭吃不是好事，可以不可以也追究责任？无妨试试。先让因果论者发言，责任当然应该由改朝换代负。可是改，换，事也，而且已过，你哪里去抓它？必欲抓，就不能不想到招来改、招来换之人。人有，可是抓有大困难，以明清之际为例，换下去的，崇祯皇帝，自愿见上帝了，无处去抓；新换上来的，顺治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不要说抓，你敢不绝对服从吗？所以士的阶层因改朝换代而沦为没饭吃，轻则只能自怨自艾，重则还要忍受他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云云，是也。但礼义廉耻云云终归是唯心的，至少现在当下，燃眉之急是唯物的，如堂吉诃德之冒险失败了，旧秩序的饭碗眼看碎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