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混了四年,学业没什么成绩,只挣得一顶北大毕业的帽子,活命至上,于是,与走出通县师范校门之前不同,这一次是早就想到饭碗。是1935年的春夏之交吧,忘记从什么渠道,听说开滦煤矿招考中学教师,地点在天津他们矿的总局。大家都知道,开滦矿的职业有两个大优点,一是待遇高,二是安稳,即只要规规矩矩干,就没有丢掉饭碗的危险。人总是利取其大者,所以决定去应考。不记得以何因缘,与其后嫁给我的师范同学李向常(名志恒),家乡大良镇人的陈英迈女士结伴。第一次到天津,住在东马路太平旅馆,到英租界开滦总局去应考。先是笔试,我侥幸录取,陈女士落选。接着检查身体,记得只是听听内脏,大夫就当面告诉,说肺有问题,不能录用。后来,我一直怀疑这次的诊断,因为在北京,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也没有人(包括医生)说我的肺部有问题。事实也许是,有问题的不是我的肺脏,而是那位大夫的神经。如果竟是这样,一次误诊事小,我因此未能东往唐山,过准退隐的生活,语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就大了。说大,不是痛惜有所失,而是想到我就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以及机遇的播弄人,真就不能不“畏天命”了。
一次如意算盘,或说尝试,失败,只得飞回旧巢,一面待毕业之业,一面待饭碗之业。这情况,学校大概经过调查并有记录,是直到8月上半,天津南开中学缺国文教师,让学校推荐,也许只有我还在待价而沽,就介绍我去。以卖货为喻,这不是主顾挑的,是柜台上剩的,因而起驾南行,就不免灰溜溜的。管他呢,反正饭碗要紧,只好不管荣辱,还是收拾衣物上任。
平生第一次创业的一天,记忆也另眼看待。至今还记得是8月16日,早饭后,由前门东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北站下,已经是中午,雇洋车(天津名胶皮)拉着行李和己身,可以直接往学校,不知道应该找谁,还是先投亲。有个表叔刘玉田(大祖母的侄子)在东北角(天津多称官银号)单街子同源彩染坊任经理,去找他。找到,知道我还没吃饭,说他已吃过,带着我到东北角一个小馆去吃。楼下楼上各一间,登楼,要一盘炒虾仁,因为天津水产丰富,都用活虾,所以色香味俱佳,价同于张先生豆腐,一角六分。这一次天津的第一菜,竟对后来的生活也有影响,是近年进饭馆做客,主人为表示热情和大方,桌上多见炒虾仁,价涨至百倍以上,可总是味道颇不佳。饭后略休息,表叔有经验,找个熟洋车,嘱咐送到学校,找到办事处,俟办完手续,再送到宿舍。就这样,我被安置在南院西楼(坐西向东,两层)楼下的一间房里,光线不好,白日也要借助电灯。加说这一天之后的一件事,是送来半个月的薪金,当面解释,如果上半月到校,就发全月的。
拿了薪金,要工作。8月底或9月初开始,担任三班国文课,高中一班,初中两班,一班一周以六课时计,每天平均要上三堂课,口讲指画,还要改两周一次的作文。记得教材是学校编的;教法也有要求,是以学生活动为主,教师辅导。其时负责教务的人与教师间还隔着一层客气,又没有今代的教研室的组织,因而对于学校的要求,我是微有所闻而莫明其究竟。不了然,又没有重视,于是上课就还是从心所欲。也不能没有师承,是中学的李大吵和孙子书,加大学的黄晦闻和刘叔雅,照本讲解之外,也说些自己的私见。这样教好不好,我是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难道就不曾想过吗?可惜是再思三思之后,答案总是不快意的。比如多年之后,我回顾教国文课的经历和心情,以真面目对人,自己的观感,由轻到重,大致是四种。其一,以学生能否写通为教学的成与败的标准,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教法能够真正有成效。即如以学生活动为主,如果只是在一叠教材上活动,我看也不见得能够有什么成效。其二,如现时语文课的方式,教师和学生都寝馈于不多篇所谓范文,想写通是不可能的。其三,教语文,最费力(因为还要改大批不通的作文),成效最没把握,所以我最怕这个职业。其四,怕而断断续续教了十几年,就使我常常想到饭碗之不易,或放大言之,人生之不易。这样说,南开中学一年,看外表的活动,相当复杂,内心则很简单,不过是饭碗加不易而已。
天命或祖传(或天命加祖传),人总是善于适应的,比如说,有烦恼,而且不少,是还一定有能力,在苦的夹缝中,甚至一时忘掉苦,找些乐趣的。吾从众,功课的繁重,没兴趣,而且不能不想到难于改行,以及人人都会遇见的兰芷之变为荆棘,一时都不管,且迈出西楼,逛书摊或看风景去也。
看旧书买旧书,天津只有集中的两处,英租界小白楼和法租界劝业场旁边的天祥市场三楼。小白楼卖的主要是外文书,最多的是英文旧书,其时我还没搜罗英文哲学著作,所以逛书摊只是到天祥市场。总是下午课后(星期日改为上午)起程,两种走法,步行穿过南市,或西南角上电车,东南角换车到劝业场。逛书摊颇像钓鱼,是慢功,能不能有所得,或钓得特大的,全凭机遇。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概率论保证的必然,是次数多了,总会遇见难得的。可惜的是,概率论只能保证有所得,而不能预测不很久之后就来了七七战火,几年来所存的大部分,随着育德中学的破灭,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还是转回来说乐趣,这回是由精神食粮下降为口腹之欲。书摊逛完了,已经是饭时,赶回学校不便,也不必。出天祥市场后门,饭馆一家挨一家,其中有两家是山西馆,登楼,吃两碗刀削面,可以说是物美价廉。本地低档次的饭馆大多卖包子,其中还有名扬外地的,是狗不理,东门脸一家记得名振发德,也颇有名,我都吃过,感到过于油腻,不如吃刀削面清爽。吃当然也可以高档次,那是登瀛楼,我人微,无人请,舍不得大破费,也就未敢问津。其实,过了若干年,我走地方多了,经过对比,才知道天津食品,可以荣居榜首的,乃出自遍布大街小巷的早点铺“豆腐坊”的豆腐浆(还可以掺豆腐脑,名浆子豆腐),色雪白,味鲜,浓到稍放一会儿就可以从表面挑起一层皮,营养至上。说句不怕天津人气恼的话,我从1936年夏离开天津,再去的次数不少,都是乍来乍往,有时也怀念,但首先浮上心头的是豆腐脑,而不是天津的人情。而可惜,随着新时代的革新,这不上经传的美味也绝迹了。
再说看风景。由北京到天津,至少我感到,是没什么可看。天津有而北京没有的,有河道,而大的(如海河)乱,小的(如墙子河)臭。有租界里花园包围的洋房,但那是洋资本家和本土下野大官僚住的,看了,使人愤慨。不过人,就是没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也会用退一步法,以求慰情聊胜无。于是而有丁字沽看杏花之游。这有如香山之看红叶,是见于当地讲风土的书的,风雅,或附庸风雅,就不能不去看看。是1936年初春杏花开的时候,去了一次,恍惚记得有小土岭,上面有稀稀落落的杏树,总算是一景吧,绕场一周,任务完成,原路回学校。看杏花是一年一度,游公园则不同,可以常去。北京住惯了,会感到天津公园太少。我去过的只有两处,离劝业场不远的法国花园和北宁铁路北站的宁园。法国花园精致,只是太小(两三分钟可以绕场一周),又没有江湖山泽之趣,所以虽然不远,却很少去。宁园离得远,可是有优点,一是大,二是有水,三是有野意,四是游人很少。所以假日,如果有游园的兴致,就或单枪匹马,或结伴,坐车到北站,入宁园。游的次数不少,因而不只印象深,多年之后还有些怀念,有1975年诌的一首《重过津沽宁园》为证:
宁园一别几多春,白发重来踏劫尘。
曲岸垂杨仍拂水,沧波无复荡舟人。(www.xing528.com)
1975年以后,我到天津次数不少,车总要经过北站,东望,只有园中的塔还能看到。仍有垂杨拂水吗?就是时间容许,我也没有进去看看的勇气了。
此外还有什么可怀念的吗?以游苏州的经历为参考,我觉得一个城市,尤其历史不短的,可亲近,也就可怀念,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古迹、风景之类,而是人情。而说到人情,恕我直言,天津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以语言为例,天津话不沉稳,也就不雅驯。这还是看表面,由表及里,引市井的口头语来形容,是“十个京油子不如一个卫嘴子”,这是说,口头天花乱坠,心里未必如此想。对人对事的虚与实,追到根柢说,是由人生之道来,这道,天津普遍流行的是想法多挣一些,然后改善吃喝穿戴。北京就不这样单一,是因为还掺杂些书香。说到此,我想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天津碰壁,不得不回北京,也许正如塞翁之失马,未必非福吧?
人情是泛泛的,至于具体到各个人,那就成为另一回事。以下想说说因天津一年而见到或有交往的一些人。见到的一个大名人是张伯苓。据说他是由在严范孙(名修,清朝进士)家教馆起家,创办南开大学、中学,成为天津的头等名流。见到他,是一次为人事变动,他到中学的范孙楼来讲话。人大个子,言谈举止都是天津风度,严肃的事也以说说笑笑处之。还记得这样几句:“现在讲究了,练跳高有跳高的设备。我教书那时候是两个椅子背上架一个掸子,我看还是那时候好。”“某某(不记得是不是中学部的首脑喻传鉴)要走了,有人说,这回张伯苓可没办法了。我怎么没办法?你们看,走了张飞,我还有赵云。”说着,伸手由后面拉过来一个人,推到台前,这就等于宣布,此后什么什么事务都由这新人负责。堂下报以掌声和笑声,散会,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
再说一位就大不同了,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以后成为畏友,还要加上刎颈之交。这是韩文佑(字刚羽)兄,他是应考来南开中学的,已经教了三四年,不知道为什么,到1936年夏也解聘。说来简直不可解,我们教同样的课,同住在西楼,将近一年,见面次数应该不少,大概都怀疑对方孤高,也就不易交吧,不记得曾经促膝交换一下情谊,至少是叙叙家常。都解聘了,又都要卷铺盖回北京,于是同路相怜,由候火车起,交往就多起来。到北京以后,由三十年代后期起,到五十年代前期止,我们同住在北京,有时还在同一个学校任课,课余,同逛书店书摊,同游西郊玉泉山,同在家里对坐饮白干,谈古说今,真可以说是会多别少。他读书博而精,又记忆力强,谈古今中外,都能增益学识,发人深省。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所以与之接近,就不敢生鄙吝之心。五十年代他转到天津师院(后改为河北大学)去教书,直到他九十年代初作古,我们还是身虽远而心则常在一起。他先我走了,我有时想,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想形容,就只好套用三国虞翻的话,得如此一知己,死而无憾。而此一知己,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的。
还有一位是毕奂午兄,也是由这条路认识的。他怎么样进的南开中学,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也教国文,其时已经是新文学(诗、散文)的作家。物以类聚,常跟他在一起的是何其芳,因而我也就感到道不同而远之。1936年夏,何其芳去而毕奂午留,我与他们二位就都互不相知了。想不到一年之后来了七七事变,南开中学停顿,毕奂午兄也回到北京。记得是以韩文佑兄为中介,我们的交往也多起来。他为人有风趣,目光锐敏,能够看到冠冕严正的背后一面,所以出语常常冷隽而引人发笑。但他对于友人则宽厚热情,其时正是我食无鱼、出无车的时候,他却愿意与我结伴,踏长街,看世相,饿了,罄口袋中所有,吃半斤天福号酱肘子。抗战胜利之后,或解放之后,见不到他了,连音信也没有。直到八十年代,才知道他在武汉大学,夫人赵岚也随着。恢复通信,还是他那优美散文的风格。只是手懒了,常是该有信而没有信,所以我写信变了上款,称之为“懒汉懒婆”。这也是鞭子,常常就见效,换来藏有高见的信,如有一次说:“你想得点新意,最好是看旧书。”就很妙,值得立即照办。他生于北地,住武汉,夏天是难挨的,但愿他还有些储蓄,能够安一个空调,哪怕是国产的也好。
还想加说一位,是其时念高中,听我口讲、看我指画的黄宗江。我对他有印象,是因为他聪慧,文章写得好。也许当众表扬过吧,他也记得我。1936年夏未告而别之后,他都做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他的名声逐渐加大,我不能不耳有所闻。一晃四十年过去,到1987年9月,在祝顾随先生九十冥寿的会上,我又看见他。他的聪慧不减当年,我同他打招呼,他一张口就说出我是某某老师。以后我们交往不少,我的大举是为他写了一篇《黄宗江及其卖艺人家》,用他的话说,是作为尊师的纪念。尊,还有不少是他主动我点头受之的,如请我到他家里吃饭,现其妻子,每年五四北大校庆,他参加,必顺路来看我,并放下一瓶名酒,等等都是。旧人新物入室,也是人生的一种大获得,执果求因,也不能不感谢六十年前的天津一年。
人说完了,忽然想到,有一件事是关于天的,也可以说说,因为同样是在天津一年之内。那是1936年1月22日的后半夜,住在西楼的有些人冻醒了。以为是楼道的炉火灭了,问工友,依然烧得很旺。挨到上午才明白,是气温降到零下24摄氏度,比往常的最低温度低四五度,墙就无力抵抗了。这样连续三天,结果是三不管儿陋巷冻死人不少,暖棚失火,烧死一百多人,渤海水面结冰,有些轮船被困在海上。过了许多年,看一篇谈气象的文章,举华北地区温度的最低记录,日期正是这几天。人一生的经历有多种“最”,关于“人”的难定,有的还不好说,姑且抓个天象的一最存案,聊备一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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