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指在校四年，校内出现一些事，同学见面，当作新闻，相告，或有兴致说说的。小的多，可以称为文事的三件，可以视为意外的六件；大的少，只一件。以下依次说说。
文事一，章太炎在研究所国学门讲《广论语骈枝》（因清朝刘台拱曾著《论语骈枝》）。据《知堂回想录》，这是1932年四五月间的事。太炎先生学术地位高，肯来北大讲《论语》，在当时就成为大事。他的在北京的诸多弟子当然都去听，于是形势就成为在堂下恭听的，有些是名而且老的教授，初学如我，即使允许入内，也就不敢进去了。后来证明，我的这种想法并不错，是1946年1月，我由鼓楼东的利复兴书店买到那次的讲义，书口印“北京大学出版组印”，线装毛边纸铅印本中国页十三页，由《学而》篇“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起，到《尧曰》篇“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求终”止，共收四十三个条目。量不大，可是讲得深，如《乡党》篇：“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旧注“达”无解，是理解为通晓，太炎先生引多种书，解“达”为扎针，说古用药之前须先行针。这对不对，也许待商，但我们看了会有个感觉，是经史子集翻看了不少，究其实，我们并没有能力读古书。钻得太深了，以我当时的水平，听了，没有咀嚼余裕，会视为天方夜谭吧。
文事二，胡适出版《四十自述》。胡先生于五四前后发起文学革命，写了不少文章，宣传他的反中国旧传统的思想，没有几年就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来北大以后，更施展他的才和学，学术研究方面，由哲学思想到小说考证，深入多种领域，写了不少重要论文；同时不忘政治和社会，有所见，也是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所以在北大这个圈子里，多数人对于他的造诣，他的成就，也是重则高山仰止，轻也不免有惊异之感。少数人，推想是出于党同伐异，反对他，有一次，我上红楼，他也上楼，就听见楼梯旁有几个人喊：“打倒胡适！”胡先生笑了笑，说：“可以打，没关系。”需要打而使之倒，足见他的地位是太高，影响是太大。不少人嘴里不说，心里却在想，应该进一步认识他。《四十自述》于1933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就正好能够使想进一步认识他的人由看他的经历而更清楚地了解他，所以这本书的问世也可以算作北大的一件大事。
文事三，周作人发表《知堂五十自寿诗》。诗为七律，共两首，都用六麻韵，1934年初刊于《人间世》半月刊。字数不多，照抄如下：
其 一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www.xing528.com)
这种诗的主旨，“必也正名”是“自遣”，意思是无大志，这样混日子，自己还觉得不坏。命名也可以走谦逊一路，是“自嘲”；走颂扬一路，是“自寿”。作者的命名比自嘲更下降，是“打油”，他在《知堂回想录》第一七三条说：
“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偶作牛山体”，这是我那时所做的打油诗的题目；我说牛山体乃是指志明和尚的“牛山四十屁”，因为他做的是七言绝句，与寒山的五古不同，所以这样说了。这是七言律诗，实在又与牛山原作不一样，姑且当作打油诗的别名。过了两天，又用原韵做了一首，那时林语堂正在上海编刊“人间世”半月刊，我便抄了寄给他看，他给我加了一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在报上登了出来，其实本来不是什么自寿，也并没有自寿的意思的。
可是期刊上白纸黑字是“自寿”，辩解，人不知，当然就都看作自寿。不欣赏闲适的人联系“小摆设儿”，就评论为逃避现实，甘心颓废。但也有不少欣赏、至少是容忍闲适的就见猎心喜，拿起笔，依原韵也打油。人很多，其中并有蔡元培先生，而且老尺加一，和了三首。原韵“裟”字只有一种用法，而且要跟“袈”合伙，和诗照旧规要变，就太难了。蔡先生的三首，只有一首变为“不让沙弥袈了裟”。记得刘半农的和诗也变了，成为“爆发为袈摩擦裟”。总之，北大这一潭静水，“五十自寿诗”像是投入一个石块，使一段时间内水面上画出面积不小的涟漪。
意外一，黄晦闻（名节）病故。在国文系的诸多师长里，黄先生是年岁最大的，但看外表，健壮，精神也不坏，都以为古诗的多种课，还可以由他教下去，想不到于1935年1月，传来消息，突然作古了，依旧算法才六十四岁。我没到过黄先生家，人不在了，就更不敢去。不记得曾开追悼会，人老珠黄，只是引起国文系师生的一阵惊讶，这件事就过去了。
意外二，刘半农（名复）病故。与黄晦闻先生相比，刘先生是新人物，又所能和所好都方面广，所以不只在国文系，在全校也是风云人物。他的专门研究是语音，著《四声实验录》，用科学方法从音理方面讲清楚汉语四种声调的所以然，为内外行所钦服。他还写杂文，作打油诗。更出圈的是为赛金花作传，他作古后由其弟子商鸿逵完成出版，名《赛金花本事》。1934年暑假前他提前考试，到绥远去考察语音，因住宿地方不清洁，染上一种病名回归热，回北京，住协和医院，终于不治，于7月14日去世，年才四十有三。说起提前考试，我想到与他的最后一面。是1933年暑后，他开古声律学课，我推想内容一定有些玄妙的，就选了。听课的有十几个人，到学期考试，才知道除我以外，都是旁听。一年课讲完，因为音律的性质要用高深数学解释，听者都感到茫然。别人无所谓，我则无法隐藏，因为还要考试。想不到得到通知，还要提前考，因为只我一个人，在二楼教授会的里间。题不会是深的，但我还是不能从容地答出来。刘先生谅解，并提醒我怎样做，勉强交了卷。他当场评了七十多分，点头告别，万没想到就不能再见到他。暑后开学后的9月14日，在第二院大讲堂开了追悼会，我当然要参加。上台讲话的不少，挽联更多，挂满四壁。参加的还有个校外名人，赛金花，也送了挽联，说“侬惭江上琵琶”，用白乐天《琵琶行》故事，许死者为知音，总是不错吧。
意外三，马隅卿（名廉）病故。马先生是专治明清小说戏曲的，在北大讲小说史。他血压高，1935年2月的一天下午上课，以脑溢血突然倒在课堂上，也就没有救过来。学校的教师老老少少，有的难免先西行，可是死于教室，总是太突然，所以就全校都为之一惊。我没听过马先生课，可是知道他在搜集小说史料方面用功之勤，成就之大，觉得像这样的一位，竟至没有认识，总是个不小的遗憾。
意外四，孙以悌投海。前面讲过孙以悌。一再讲他，是因为北大虽大，出现这样的奇人也是使人吃惊的，论学问文章，充任文史教授，不只没问题，而且必是出类拔萃的。思想（对人生的看法）呢，强调“应该以众生为念”，即使我们不或不能这样想，听了也不得不肃然起敬。可是他就在将毕业之前，先则焚稿，继则出走，终于人不见了，轮船上剩有他的行李。推测只有一种可能，跳入渤海。噩耗与他的一部分著作（《中国书法小史》《中国围棋小史》《三统术便蒙》等）为人所知，学校的平静空气立即动荡起来。对于他的轻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殊途同归，都觉得太可惜了。这种惋惜的心情促成暑后的追悼会，出席的人不少。
意外五，浴室坍塌，一死一伤。红楼后面偏西有两三间平房，为男生浴室。1933年或1934年的一天上午，我在红楼某教室里上课，忽然听见轰隆一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课以后才知道是浴室房顶塌下，室内有两个学生洗澡，一死一伤。死者是江南人，听说学校已经去电报通知家属。这意外事故使男性学生都有些后怕，所以也就成为学校的一件大事。
意外六，天津女吊。大概是193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早晨，忽然传来消息，西斋有个女的夜里吊死了。许多人去看，我也好奇，随着去看。在西斋最北一排的空房里，因为等待法医检验，人还吊着。是个年轻女子，闭目，面色惨白。我只是眼一扫就赶紧回来，但也后悔到那里去看，因为连续几天，那悲惨的景象总在眼前晃动。出事之后不久就得知内情，这个女子是天津来的，与住在西斋的北大学生葛志成（？）有恋爱关系，女方痴情，也许男方真就负了心吧，女方绝望了，就寻了短见。人命关天，葛因此被判徒刑，据说是七年。
最后说一件大事，南下示威。我1931年暑中考入北大，照例于9月初开始上课，只是十天八天就九一八事变，日军于沈阳发动侵略，中国军队不抵抗，眼看东北就陷入敌人之手。全国民心愤激，北大当然更不例外。大概是10月中或后半吧，由什么人发起（只说现象，因为内情如何，只有局内人知道），全体学生在第三院体育馆集会，讨论救国之策。北大一向以自由散漫著名，集会，都踊跃参加的事是没有的，这一次虽然仍旧贯，出席的人却相当多，总不少于多半。有人上台讲话，可不在话下，然后是讨论如何行动。有人提议到南京去请愿，即要求抗战，眼看就通过了，忽然有人（记得在台下正中）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喊：“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该向它请愿，应该示威。”接着是很多人喊“对”，没有不同意见，通过。其后是有人带头或负责，组成“南下示威团”。如何参加，如何编队，何时起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由前门东车站上车，参加的有二百多人，我熟识的只有同屋陈虞朴。我参加，还包含一点私情，是借坐车不买票的机会，到南京看看。推想陈虞朴也是如此，我们一路就相依为命，同吃同坐；有所疑，共同研究，两个人的主意比一个人的多一倍，也就可以换得安慰。沿路有人照料，或说指挥，用后来的语言说，这是组织，我们应该依靠它。出发之时，听说学校已经向南京打了招呼，让北大的旧人，如蔡元培、陈大齐等，关照我们。显然，这也就通知了南京当局，北大去了一群学生，要向不抵抗的政府示威。一路平平静静，初次经过济南、徐州等地，感到新奇，也就兴奋。车终于到了浦口，轮渡过江，水大，更是见所未见。到下关，不久进了南京城。果然有人关照，把我们安置在中央大学。
还要休整，我和陈虞朴借机，游了近处的台城和鸡鸣寺。听说有人来劝导，不要上街示威，并说救国大计，中央自有成竹在胸，我们团为首的什么人拒绝了。还要示威，总是到南京的两三天以后吧，照计划，早晨出发，人人手持小旗，由少数人带领，边走边喊口号。口号中当然有要求抗战一类；有没有打倒不抗战一类，不记得了。街道两旁挤满看热闹的人，显然是不知道这群青年人要干什么。这样走出不远，进了成贤街，忽然由街道两旁闯出大批军队，两个捉一个学生，拉上街口停放的大卡车，往东开向城外。我们不知道要运到哪里，如何处理，但既然抗不了，只好听之任之。不久就知道，是送入孝陵卫军营，囚禁起来。为了表示抗议，决定绝食。估计消息不久就传出去，爱国学生被捕，这还了得。陆续传来外面的情况，很多学校罢课了，有些学生也抢上火车来南京，不让上就卧轨。由南京当局看，绝食是点火。北大的旧人则反应复杂，其中也会有自己的学生不吃饭，心里不好受。于是陈大齐来了，送来不少食品，记得有饼干之类。不说假话，我们的绝食也不乏红楼的自由精神，愿意吃就吃一些，没有人管。后来才知道，南京当局把我们看成埋在其时首都的火药，应该及早清出去。在孝陵卫，我们住了五六天，是一天的后半夜，军队又来了，仍是两个人捉一个，或手拉，或用绳捆，推上卡车，一直开往下关。到了，下车，上轮渡。过江是浦口车站，有一列火车（只挂短短的几辆）等着，仍由原来的两个人送上火车。上车后找到陈虞朴，我见他手里拿一节绳子，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捉他的是两个温和的小青年，他想把那条绳子留下做纪念，小青年说那可不成，他们回去要交，一定要，只好截下一段给他。他又问那两个小青年，为什么对他这样和气，小青年说：“这次执行任务，我们提心吊胆，很怕你们，因为命令是，由军营送上火车，不听话，可以用绳子捆，但骂不许还言，打不许还手。你没有打骂我们，我们算走运。”
我一生只有这一次是坐专车，上车就开，有一连兵护送，而且沿路不停。车到徐州，忽然转为西行，到郑州才往北。后来才知道，是济南那里学生为往南京受阻闹事，怕我们到那里合流再南下。其实，过郑州，离北京近了，我们多日颠簸，劳累，又车上过夜太冷，真有点归心似箭了。回到北京，耳目闭塞的情况变了，知道我们点的这把火越烧越旺，南京送走了我们，接着来的学生闹得更凶。闹，对于不抵抗的当局也许作用不大，但可以让侵略的日本敌人看看，中国人的心并没有死。
附记：我由1928年暑后写日记，到1937年暑前，将近十年，都毁于七七事变战火，因而写北京大学这一段，只能凭模胡的记忆，不确甚至张冠李戴是难免的。回首前尘，念及人祸之频繁，不禁为之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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