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点滴：张中行全集流年碎影

依照诌文之理，写了前辈，应该接着写同辈，即同学。同学有广义的，是同校出身的，那就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毕业的由云龙（整理《越缦堂日记》，抽编为《越缦堂读书记》）和伦明（版本学家，曾在北大讲目 录学）也就成为同学。有狭义的，是同班上课的。这里想不偏不倚，也就不广不狭，指曾同时出入校门，在某课室中平起平坐的，说得再具体些，是1928年至1934年入学的都算。人多，附加两个条件，一，我熟悉；二，有些情况值得说说，这样一限制，就所余无几了吧？姑且走着瞧。次序用先男后女并由近及远法。

李耀宗。我和他关系深，新语有三同之说，我们的“同”大概加倍也不止。他是河北省满城县人，年龄略小于我，1931年由预科（最后一期）升入本科国文系，与我同班。宿舍也分在一处，第三院那个口字形二层楼楼上西面的三十号。四年毕业，他“回”保定（他是保定育德中学出身）教女子师范学校；我走投无路，最后才由学校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混饭吃。天津一年，教学成绩不佳，被学校辞退，回北京，只找到个代课的位置，由他介绍，到保定育德中学，得个较安稳的饭碗。语云，饱暖生闲事，其实只是安稳也生闲事。彼时我破一个家不久，就如一切俗人一样，又想有个家。天道远，人道迩，于是就迎来一位可与共朝夕者（详情当于“婚事”篇述之）。需要有个下榻处，其时耀宗有个如意佳人刘玉清女士共朝夕，租住中山北街（旧名灶君庙街）路西已故画家姚丹坡之半弓园。园在宅院之西偏，北房三楹，菜畦瓜架，有林下之趣。他本诸（论语）“与朋友共”之义，把西间让给我们。以后又共同迁往操场营房，变共吃共住为分吃共住。他天性温和，甚且近于懦弱，但情多，有时与刘女士小有不协调，饭时必面对饭碗落泪。七七事变，我们分散一个时期，以后都在北京靠教书活着，仍多有来往。刘女士不幸早逝，新共朝夕的是一位陈女士，他到昌黎教中学时结合的，人也朴厚，因为住得远，见面次数不多。解放以后，我改行做编辑工作，八十年代前期，我主编《文言文选读》（三册），他一直帮助作注。这套书完成后不久，他因脑病突然去世，我由医院太平间外送他到八宝山。返途与他的两个女弟子同车，见这两位已是不惑以上，仍是一路啜泣，使我想到他为人的忠厚热情，以及走一个少一个，不禁为之惘然。

王造年。他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也是年岁比我略小，1932年考入北大，选史学系。毕业以后，三四十年代之间曾到日本镀金，也许仍是学历史吧，可是回国以后未升迁，仍是教中学。记不清以何因缘，我们交往很多。他为人，外和内都有风趣。两肩，左方总是比右方低一块，与人以不严肃整饬的感觉。说话声音细小，像是偷偷的，还故作郑重，里面却夹杂一个又一个笑料。嘲笑人，更多是嘲笑自己，其内心像是认为，一切冠冕的表皮，其下都是不雅驯的，看透了，一笑置之也罢。四十年代，大概由同学介绍吧，到察哈尔去工作，不知怎么就改了行，进了财政厅。迎来解放，仍留在张家口。又回学校，不是普通中学，而是财经性质的进修学校。先是在大境门外以西，我有时在张家口长女处住，去看过他。其后学校移市内西北部，他在大境门内离我女儿不远处租了房，我们的见面机会就多了。记得曾同游大境门，写了诗，同到小酒铺喝酒，写了词。他的夫人乃少年时期结发，脚不大而本领大，所以他可以遂本性之初，不问家事，吃饱了，冷眼看世间。不幸是甫过古稀，夫人得了不治之症，先他归于泉下。他只好无山可靠，独立。但也不改旧家风，仍自得其乐。这期间，我们曾同游云冈石窟，住大同东门内起火老店，我曾记其事，编入《负暄续话》。这就想到近年的涂涂抹抹，他不忘同学之谊，每印一本必要一本。看没看呢？不知道，可知的是插架之后不久就不翼而飞，以致几年以来，我送去请正的不少，他那里却一本也没有。这是他的“一笑置之”的生活之道的现实化，所以虽然视我的名山之业如粪土，我还是自叹弗如的。他几年以前有一次不急而跳墙，摔了腿，走路不便，只好多闷在室中。估计一生迷之的围棋还能与他相依为命吧？在我认识的许多人中，旷达，敢于对镜嘲笑自己，他是第一位，所以可以断言，即使扔掉黑白，他还是能够坦坦然，每日三饱加一倒的。

杜文成。他是我的两级同学，通县师范，我在十二班，他在十三班，到北大，我1931年入国文系，他1932年入外国语文学系英文组。他是怀柔县人，结发之人比他小九岁，也是怀柔县人。他有才，好写，也能写，截止到四十年代，已经印诗和散文的集子不少，计有《石像辞》《松堂集》《离失集》《甘雨胡同六号》《三月·四月·五月》等。也翻译英国散文和小说。喜用笔名，作署南星，译署林栖。因为手写多变为铅字，在同学的眼里就高人一等，吾从众，自惭形秽，也就不敢接近他。但可远观，形貌和风度都像郁达夫；内有小别，是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北京，都为饭碗发愁，语云，同病相怜，交往就多起来，理解也就越来越深。正如我在《诗人南星》（收入《负暄续话》）那篇拙作中所说，他不只用手写诗，还用生活写诗。这是说，他居家过日子，眼不观菜市，足不入厨房，而经常在玉溪生的《无题》诗里睡大觉。如此这般，好不好？由我这俗人看，至少有一点我实在不敢恭维，是最容易丢书，丢他自己的，也丢由我的敝箧中借去的。解放以后，他未宣称焚笔砚而就不再写，推想是由护花恋月变为剑拔弩张，他无此能力。恕我尚可自吹有量材为用的世故，十年浩劫过去，我以鞭促之，介绍他译了三本书：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奥维德的《女杰书简》和辜鸿铭的《清流传》。他小于我两岁，据他的夫人钟香芸女士说，近年来胡涂却在我之上，那么，以余年从事翻译也就困难了吧？这是遗憾。更大的遗憾是他不能再写一些三十年代那样美的充满低回情调的诗和散文。

王森。他字森田，在北大与我同年级，入哲学系。与王造年是同乡，且同族，也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与他的同班何其芳不同，不只早年，是直到盖棺论定也没改行。所研究主要是佛教哲学，尤其因明，像是钻得比别人都深。为利用藏传佛教典籍，大概还是红楼时期吧，他就到沙滩以北不远的嵩祝寺去学藏文。解放以后，多年在民族学院做研究工作，推想“宗因喻”之类的佛教逻辑不合时宜了，就专治藏文，听说除研究什么史之外，还编藏文字典。他身体不健壮，而治学有献身精神，所以如其业师汤用彤先生，很早就白了少年头。入八十年代，他身体更弱，但还是常常由他的女儿搀扶，到图书馆去查什么资料。在我认识的诸多友人里，讲学问，说得上“实在”两个字的，只有他，退一步说，也是只有他能够排在第一位。只是因为他专精的都是凡人不懂也就不会用到的，肚子里装得很多而很少拿出来。四十年代，我们都住在鼓楼以西后海之滨，可以常常见面，其后这样的机会就少了。他为人沉静温厚，他的夫人是在家乡结合的，也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想起当年，到他家里坐一会儿，自己的暴躁虚浮之气就可以收敛一些，而今，他已经作古几年，还有谁能够使我自知不足，就是在小字辈面前也不敢夸夸其谈呢？

邓广铭。他字恭三，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只有他，年级比我低而年岁长于我，而且是两岁。这是因为他1931年曾投考，未录取，入辅仁大学，仍醉心于北大这块牌子，再考，才如了愿。我很早就知道他，是因为看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的“小引”有云：“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这次讲演是其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长的沈兼士先生组织的，时间是1932年的三四月间，邓先生在辅仁念一年级，也就真值得佩服了。在北大，我常听史学系的课，自然不少见到邓先生。他是地道山东人，身材高大，朴实可交。广为人知的是学问，精于宋辽金元史，著《稼轩词编年笺注》，宋以来，治辛稼轩词者不少，当推此为压卷之作。近些年在北大，任历史系主任多年，老了，告退，住朗润园，我在北大女儿处寄居时期，由我的前窗可以望见他的后窗。有时见面，大多是在路上，很少是在他家里。他仍健谈，一开口就推心置腹。正义感很强，也就间或有牢骚。耳已不聪，但记性好，有时追述几个时期的北大旧事，还是如数家珍。他有所作，常复印一份给我看。手头还有一篇复印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二期邓先生口述、苏敏整理的《胡适与北京大学》（解放前夕的一段胡先生任校长，邓先生任校长秘书），文章由1917年暑后胡先生入北大任教授起到1949年12月胡先生飞离北平止，大事小事讲了不少，我看了，印象是，邓先生确是不愧为史学家，一，旧事记得一清如水；二，间或寓褒贬，都本诸良心；三，未抄五十年代的批判八股，挑拣一言一行，继以大骂。显然，这样的态度是不合时风的，也许会带来不利吧？忘利而不忘义，我深以有这样一位同学为荣幸。

周祖谟。他字燕孙，1932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他原籍是武清县河西务，我念通县师范时期由家乡往返必经之地，如果容许高攀，也可以算作小同乡吧。他专攻音韵学，七七事变以后，到辅仁大学去任教，得到余嘉锡先生的赏识，选为东床。解放以后回母校北大，在中文系任教。音韵方面著作不少，成为知名的学者。对于音韵，我一窍不通，但有那么一次，也借了他的光。是八十年代中期，我为本单位主编《文言常识》，其中“字音”一节，当然以用他之学之名为上策，我登他的中关园平房之门，他没有退路，也就写了。此外，他还有音韵学之外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校释》，在多种本本中后来居上，也与我以很大的方便。是八十年代晚期，他由中关园迁到朗润园，与我成为近邻，我去看他一次。他健康情况不佳，说有力下楼（住二楼）而无力上楼，寂寞，希望我常去谈谈。其后，我因为杂务多，又听说他飞越太平洋，到他女儿处去休养，就没有再去看他。而一晃就三几年过去，我也经过一次迁居，离远了。是1994年末，听说他继马珏之后，也作了古。我有时想到过去，他那清瘦而微笑的样子，以及其学问的纯厚，心里感到凄凉。幸而他后继有人，是周士琦世兄，也治古典，多有著述，如果死后真能有知，他那一贯的微笑就可以带到泉下了吧？

吴晓铃。他于1933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七七事变前几天毕业，如果只有在红楼坐完冷板凳才可以称为“老北大”，他就真成为强弩之末。半壁江山沦陷时期，他也奔赴西南，其间曾往印度国际大学，像是住了五年，学会了梵文，同我说，还见过尼赫鲁。胜利以后回北京，不记得以何因缘，我们就熟了。四十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人少力微，就求他为一臂之助。他真就视人事如己事，不仅参与策划，写文译文，还介绍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教授等著文，以壮声势。他为人爽快，热情，与人交往，够得上肝胆照人。又精力旺盛，外向，学问，多方面，戏曲、小说、语言，都通，还熟悉版本；交往也是，几乎什么样的人都认识，如知名学者之外，还有戏剧演员，以至相声演员如侯宝林等。这样的性格和经历使他有获得，就我的所知说，是：一，可以任意走入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之门；二，活动范围广，北京以内，各处跑，还有余兴，到北京以外，甚至国境以外；三，他有聚书之癖，这就给他带来诸多方便。说起聚书，他的本领和成就就更使人惊讶。他的住房是先人留下的，在昔日名流聚居的宣南，院子不小，北房五楹，上下两层，楼上都是书，楼下也有一些。书多，见识广，又有侠义之气，所以看见近年不少人制造有关曹雪芹的伪遗物，就举证揭其老底，使稍有考史常识的人为之一快。解放以后，我们见面次数不多，只记得一次是到他家里，一次是在香山。最后一次是在无轨电车上，匆匆说几句话他就下了车。他是1995年2月去世的，其前我听说他患病，没去看他，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有时想到他的藏书，那么多，其中并有国宝级的《石头记》乾隆己酉抄本（残存一至四十回），如何处理呢？扩大范围说，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会碰到的问题。聚书，因为想读，因为爱。日久天长，数量多了，心情常常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是“己身永宝用”。而实际呢，己身是不能“永”的，所以总会有一天，己身撒手而去，所爱之书却还是立或卧在那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迷，世上千千万万的常人都不过如此；反面的“好事不如无”是悟，吴先生弥留之际会想到吗？但愿他能够这样。

何其芳。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与我同年级。多有向上心，先是写缠缠绵绵的散文，印为《画梦录》，其后又辗转到延安，于是逐渐成为名人，升迁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与他，不只一次有同路人（？）之谊，却又疏远得井水不犯河水。早的同路是军训，正好编在一班（班排之班，一班十个人）。他中等身材，白净，连列队持枪也吊儿郎当，表现为不屑的样子，我只好少注目而远之。没想到还有第二次同路，是毕业以后，都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国文。在墙子河畔一年，不记得有什么接触。迎来暑假，更没想到还有第三次同路，是书教不好，都被辞退。因为没有交往，也就没有对坐作穷途之哭。其后的若干年，我们真就相忘于道术。他高升了，有时还动笔，记得看过他评论《红楼梦》的一篇大（字数多）文，印象呢，意识形态味道浓，也就气盛，心里想，此“长”之所以为“长”。没想去看他，也不敢去看他。又没想到，竟有一次望影的机会，是“大革命”初期，揪斗风吹得正猛的时候，有一天，我以群众身分往工人体育场去看兼听批判，场内做喷气式的共十人，其中有他。离得远，看不清，只听见批的话里有“何其臭”云云，不禁想到《枕中记》《续黄粱》一类故事，慨叹人生真如梦也。幸而低头之后总会随来“落实政策”，听说他又起复，任原职，只是可惜，天不假以年，不很久就归于道山。总是头上又有了“长”的帽子，可以安息了吧。

王崇武。他于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功课不坏，毕业以后曾到英国留学，据说尤其致力于明史，很有成就。他是河北省雄县人，健壮，双目有神。他住东斋，规定一间屋住两个人，其时我未住学校宿舍，不记得由谁介绍，我把姓名借给他，他就可以独自住一间，以此因缘，我们认识了。且说因缘和合必有后果，1936年我由天津回北京，失业，由他介绍，我给他的同学到进德中学代课，因而与他的这位师范大学毕业的同学李君列五（名曾笃）结识。这又带来后果，是破家之后我又组织一个新家。还是说王崇武，五十年代初他回国，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其时历史研究所和语言研究所都在红楼以东的东厂胡同（明朝魏忠贤的东厂），我编汉语课本，隔一日到语言研究所去上班，因而又同他见了几次面。谈些旧事，像是还没扔掉“他日相逢下车揖”的古风。其后我不到语言研究所上班，再其后来了整风，人人惶惶不安，也就没有再见面。是五十年代后期，忽然得到个简而又简的消息，他病故了，算了算，年未及知命。什么病呢？有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呢？咫尺天涯，是直到现在也未能知道。

杨向奎。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史学系，与我同年级。在学校没什么交往，只知道他也跟随顾颉刚先生，考古史，并且颇有成绩。毕业以后，曾到山东什么大学去教书，后来回北京，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在我的诸多治文史的同学中，考精力旺盛，有了他，吴晓铃就只能屈居第二。以我的见闻证之。多年以来，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都是过去的远事，我想略去，只说近的。是八十年代后期，因为我在《负暄琐话》里写了孙以悌，他看到，就给我写信，约定到我城内的住处（原北京大学第二院）来看我。他来了，谈了很多，我才知道，孙以悌离开学校到天津，他曾去追，可惜晚了一天，未能见到。我感谢他由干面胡同东口他的住处来看我，他说他每天步行往养蜂夹道去游泳，从我这里经过，用不着过意不去。其后有时他就送他的新作给我看。有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这是由商、周、秦、汉下降到康、雍、乾，仍在史的范围内，不新奇；新奇的是有几篇，竟谈起时空、相对论之类。这真是造反了！谈得对不对，我莫测高深，总不会如苏东坡《日喻》所说，闻钟以为日吧？那么，红楼中出这样一位，借用胡博士常说的一句，是“北大真不愧为大”，我也可以沾点光了吧？(www.xing528.com)

张政烺。他字苑峰，山东省荣成县人，于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外貌有特点，体粗壮，头大，顶部正方，目高度近视。读书多，记忆力特好，在校时期即以成绩突出扬名。是一次上胡博士的什么课，胡博士讲到什么小说，说可惜没有什么书谈到它的作者，张政烺站起来说，有的地方谈到，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先生大为赞叹，上课时常说，北大真不愧为大，如什么小说的作者，他不知道有人谈过，张政烺先生知道云云。毕业以后，因为发表了不少考证文章，很快就成为文史界的名人。多年来在大学任教，讲授古事，兼及古文字、古器物之类，最后也是流入历史研究所。我跟他没有来往，可是关于他的惊人的记忆力，却也略有所闻。一次是听一个听过他讲课的人说，有学生问他什么，他说可以看什么书，在什么丛书里，第多少页。又一次，是杨向奎同我说，我的《负暄琐话》出版以后，张政烺买到一本，因为其中写孙以悌，就送给他看，他看底封上有张政烺的批注，说这本书是国文系的张璿写的，所以才来找我。听到这些话，我知道这位有大成就的同学还记得我，我感到欣慰。这之后，在什么招待会上我见过他两次，满头白发，眼显得更大了。我同他打了招呼，他说得不多。据杨向奎说，近年来他精力下降，不能写了，我颇想借用康德的最后一句话来安慰他，是“够了”。

高去寻。他于1931年考入北大史学系，与杨向奎同班。河北省高阳县（？）人，高个子。也是成绩不坏，所以毕业以后能够走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许从董作宾等做研究工作吧，推想其后就主要攻甲骨文、金文。人总是难免随着环境流转的，1949年，国民党政府战败逃亡，他也到了台湾，我们从此就断了音信。记得最后在一起厮混是1936年的寒假，我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书，住城内西街以北操场营房，他带着他的夫人来保定看病，夫人住了院，他多在院外，无事，几乎天天见面，谈天。我们当然也要到医院看看病人，那位来自农村，但相当漂亮，本来温顺加新学的开通，大家的印象都是颇像个样。唯一的缺陷是脚旧式，难得维新，如南下金陵，不要说跳舞，连出席什么会也难吧？可是老高（我们都这样叫他）情意专一，只盼病愈而不想跳舞一类事，所以我们都称赞他为模范丈夫。后来，这位夫人就真随着南行了，之后还会随着先则西南后则东渡吧？多年来，幸而只是同学关系，他没有成为我的社会关系包袱。近些年，台湾由臭变为香，我当然想知道他的情况，可是那里也是老成凋谢，因而就想询问也未能找到知情之人。但推想，那里没有我们这样的运动，如果不短寿，霜晨月夕，他们二人大概还能对坐相视而笑吧。

牛满江。他是1932年考入北大理学院的，入生物系。也许因为他的籍贯也是燕赵（河北省博野县），与我多有来往的什么人是中学同学吧，我们虽不同院（他也就不到红楼上课）而相当熟。他外貌可谓得其中，不高不低，不胖不瘦，戴眼镜，对人和和气气。很用功，到我将毕业的时候，他已经越过吸收普通知识，进而为专门研究，记得问过他，说正在做合两个鸡蛋黄的什么为一的培育试验。这有什么重要，我不懂，但我知道在研究生物方面他已经造诣不浅，所以敬重他。因为敬重他，就曾向他请教一个大问题。是在红楼后面钻图书馆的后期，我的头脑里曾有一次大波动，是忽然感到疑古考古，所注意都是身外事，人首先应该弄清楚的是“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茫然了，自己想不明白，自然就想问人。牛满江是研究生物的，人是生物中的一个种属，问问他，也许能够明白吧？于是找到他，问：“由你们研究生物的看，生物活着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说：“除了传种以外，像是没有其他目的。”他的答复显然不彻底，但对我后来的改行治人生哲学，却有不小的帮助，或者说，我接受“天命之谓性”而不问天何以如此命，正是他的答复的翻版。由这个角度看，他给我的确是太多了。毕业以后，或再以后，他东渡太平洋，仍研究生物学，既躲过加多种冠的危险，又成为美籍华人中的佼佼者。曾不止一次来中国，与童第周合作，研究什么尖端的项目。我没有去看他，因为我至多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他已经是“化而为鸟，其名为鹏”。但我听到他的名字，还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王光汉。他是教育系学生，1931年入学，与我同年级。在校时期，连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是五十年代中期，不知根据哪个高位之人的幻想，决定变南口至八达岭一段（旧传四十里）为花果山，由国务院系统的诸多单位负责。我们出版社直属教育部，分的地段是三堡车站略南以东的半山上。规定职工一年去劳动两次，一次半个月。青壮先行，盖房，我们中年以上的后继，登山种树。我去了两次或三次，遵命干这个干那个，至于能否变成花果山，心里想，只有天知道。万没想到人真能胜天，不很久之后，竟也知道并不能变成花果山，于是如一切幻想破灭的大举，以不声不响的方式收回成命。我的多日劳动白费了。但也不是毫无获得。这是：一，更加明白山中生活并不像隐士设想的那样好，因为既要有人供应生活资料，又要有可意之人陪伴。二，曾利用一个秋风送爽的假日，与王光汉（在教育部工作）等游居庸关。王是河北省中部某县人，高个子，不丰润，有点像农村的庄稼汉，负责养鸡。鸡一百多只，不生蛋，而且陆续死，他仍坦坦然。这是说他很老练，所以大家都叫他王老汉。且说劳动半个月，有一天真正休息（与不劳动而在屋里写总结，作感受八股不同），于是与王老汉约，南行去游居庸关，还有两个人参加，大名不记得了。早饭后启行，沿公路，天气和景物都好，不很久就到了。到之前，向东下望关沟，见远处有个新装怀抱小孩的小脚妇女骑驴，后面一个男子步行跟着，王老汉停住，看得出了神。我叫他，他不隐瞒情和意，说：“我最爱看这个。”我怎么也想不到，在红楼四年，在都市生活二三十年，心却还放在百年以前。世间真是太复杂了。下公路我们到关前，进门洞看了佛像和西夏文雕刻，登上云台，向四围望了望。想到关以西的李凤姐墓，时间还早，我提议去看看。西行登半山，找，不见，问人，答不知道，只好罢了。不久与王老汉作别，其后就断了音问。有时想到他，连带想到那位骑驴的，也曾觉得可笑。其实，迷而不悟，也许是更值得珍重的生活之道吧？

孙以悌。大约十年以前，我写过他，收入《负暄琐话》。我同他不认识，写他，是因为我在校时期，他是出现于红楼的奇人，毕业之前不久跳海，是学校出现的奇事。他于1930年考入史学系，原籍安徽寿州，听杨向奎说，早已住在无锡。我那篇写他的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学问，连名教授钱穆、蒙文通等都惊讶，如此之精而且博，不知道他是怎么学的。一个方面是人生观，他熟悉古事，对于其时许多人都迷恋的考史却没什么兴趣，而常常说：“人应该以众生为念。”挂念众生，是佛家思想，不停止于思想就要修菩萨行，可是他像是因什么事而绝了望，终于如托尔斯泰，出走，到天津，上了商行的轮船，后来人不见了，船上只剩下行李。都推想他是跳渤海了。因为他造诣特高，人人惋惜，破例，为学生也开了追悼会，还借《史学论丛》的篇幅，为他出了专刊，印了他一部分著作。我是看了专刊上的照片，才知道是我住在第三院宿舍，早晨在地下洗脸室，经常遇见，光头穿灰布长衫那一位。他人往矣，却使我因他而常常想到心安理得之不易。他走的想当是认真的一条路，我呢，无此雄心壮志，只能随所遇而安，或干脆说自欺，对比之下，不能不感到惭愧。

徐芳和陶维多。转为说女的。她两个是我们班的“唯二”女性，平常提到总是连着说，所以这里也就可合则合、可分则分地写。且说我们班是大班，人三十出头，“唯二”，按比例说就太少了。这使我有时想到生不逢时，比如晚生几十年，女子上学成为家常便饭，有些班甚至阴盛阳衰，不才如我，也会有中不溜儿的佳人来跟前表示好感吧？可惜那是几十年前，我们一大群看两个，就如在天上了。这结果是，四年之久，我同她二位，大概没交谈过一次，因而所知也就很少。远观的印象当然有，徐身材中等以上，白净，有点风流成分；陶则矮小，沉静，表现为老老实实。插说一件事，是每有一个年级毕业，就印一次同学录，推举毕业同学十几个人负责编，凡本年毕业的交照片一张，钱币一元。我们毕业那一年，照旧规办理，可是都没拿到同学录，听说是主办人贪污，不给印刷厂钱，印刷厂就不交货。拿不到同学录，会有多种损失，其中之一就是，比如徐芳和陶维多，就说不清其年龄和籍贯。毕业以后呢，没见过一次面，稍有所知，都是听来的。较早是抗战初起在武汉，有人在什么宴会上见到徐芳，颇出风头。后来像是还到了台湾。生活总是在高层次飘，至于详情，因为消息都是零碎的，就难得连缀起来。现在还健在吗？在哪里呢？不知道。陶维多则正好相反，是前期迷离，后期明朗。记得是九十年代初，一次与先则文改后则语委的高景成先生闲谈，不知怎么一来就谈到陶维多，原来近些年她在语委工作，住西直门外昌运宫，不幸于1989年逝世，还开了追悼会。这样，近，也就咫尺天涯了。

马珏。我也写过她，收入《负暄三话》。她念的是北大预科，1936年升入本科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她是学校的大名人，甚至北京的名人，因为头上有两顶帽子，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先生的女儿小，校花大。花，谁都想看看，我未能免俗，狭路相逢，也看。印象呢，长身玉立，面庞白嫩，确是够得上一个“娇”字，娇，我不为泥做的诸君讳，都爱。但爱是“情”方面的事；还有“理”，就不能不打打算盘。即如我，近在本班的徐、陶二位尚不敢靠拢，况远在他班的马珏乎？所以同出入红楼近三年，连相视而笑的机缘也没有。她于1934年春未毕业离校，到上海结婚，名花有主，我逐渐也就把她忘了。万没有想到还有交往的机会，是她的在山东枣庄工作的儿子杨衡善是我的读者，看到我写马幼渔先生的文章（收入《负暄琐话》），就来信，说他妈住在他那里休养，他的姐姐杨康善在北大工作，前不久他妈并曾在北大朗润园住很长时期云云。我也住朗润园，因为不知道，就交一臂而失之。但我们通了信，她并寄来上学时期的照片，说希望我能够想到昔日。其后她连遭不幸，先是丈夫病故，不久腿又摔伤。希望她还来北京住，看来不容易了。1992年的冬日吧，据说是枣庄的住处有困难，她竟来北大到她女儿家住。其时她女儿住燕东园的新建楼房，离我的住所不很远，我当然要去看她。她拒绝了，说行动不便，俟养好些再说。我推测，这是怕我对比今昔，心里都不好过。这其间，我送去新出版的一本拙作，劝她好好养病，待好转我去看她。一拖就拖到1993年秋天，是一天的下午，她女儿来，说看她母亲，可否一会儿就去。我去了，她拄着双拐走来，靠近我坐了约半小时，一直拉着我的手不放，眼泪汪汪的。我没想到她这样念旧，也很感伤。其后不很久，她就到医院去疗养，我未能再去看她。大概是1994年末，听她女儿说，病终于没有转机，挨到11月，下世了。她生于宣统庚戌，属狗，卒于甲戌，仍是狗年，也可以算作始终如一了吧。生而为人，总不免一死，但如她，有写作之才，富于情，又早年见闻多，而没有及早拿笔，终归是个不小的遗憾。

金石。她1932年考进北大，入外国语文学系学英文，与杜文成同班。我对她有印象，是因为她是运动员，而且打篮球，在我上学时候是罕见的。她是沈阳人，个儿不高而粗壮，头大，上下一样宽，恕我直言，实在不能算漂亮。离开学校以后，各奔前程，也就都忘了。是八十年代后期，有一天，我在出版社的办公室，有个老年妇女推门进来，自己报名，说她是金石，问我还记得不记得。我说记得，请她坐下。当然要说说多年来的情况。她丈夫姓刘，近些年一同在合肥工业大学工作。她当年在北京的住宅还有，在地安门内油漆作，所以告退以后，也常在北京住。知道我在出版社，是因为她女儿有时来音乐编辑室帮忙，偶然谈起，疑惑是旧同学，立刻跑来，果然不错。她不愧为运动员，虽然比当年瘦了些，腰板儿还是挺直，走路轻快。她很热情，问完我的情况，接着问还有哪些同学在北京。我只告诉她杜文成，因为其他人，或病或行踪不定，以不去打搅为是。她记下杜文成的住址，说第二天就去。又说她家不远，希望我去看看，何时去，先告诉她，她准备饭。我去了不只一次。她也常来，有时让查一些典故，就顺便看看我。了解越来越深，我觉得她有个最难及的优点是，以出嫁的女儿为喻，实心实意顾娘家。听到哪个同学在哪里，只要她能走到，必立刻去。每年五四校庆，她一定参加，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见到几个北大旧人。我呢，很惭愧，多年住在北大而不参加校庆，与她相比，就成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了。

莫国康。她是广东人，1929年考进北大，入教育系。这里写她，不是因为与她有什么瓜葛，而是，不怕人笑话，因为她美。记得身材、面容，都恰到好处，与马珏相比，还多个“匀称”。如果容许我评论，马珏是因“娇”而美，莫国康是因“美”而美。可以分高下吗？无妨追述个当时的想法，如果校花由选票产生，我那一张，沉吟之后，也许还是写莫国康。可惜这样的“民意”无由告诉她，1933年暑后她离开学校，就不再看见她。曾听到她的消息，是四十年代前期吧，说她给（或曾给）陈公博当秘书。陈也出身于北大，1916年入哲学系，与朱自清和顾颉刚同班，毕业后也改行，入了政场，混到代主席，可惜是敌人日本扶持的，于是得个判处死刑的下场。如果所传莫国康曾在他那里不假，后事如何呢？每一想到，不禁有佳人薄命之叹。

古，“叹”之后有“观止”之说，也就不再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