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全集前辈掠影：流年碎影

前辈，主要指比学生年长，非学生而出入红楼的一些人。这样的人，声名和地位不同，可以高到校长、名教授，低到看门、打钟、打扫房屋的工友。我出入红楼四年，难免与这些人相视而笑，也就会留有一些印象。印象是我的，依照个人迷信之理，任其湮灭可惜，所以也想说说。但说就不能不挑挑拣拣。原因不止一种。其一，我未能免俗，也势利眼，因而，比如说，在楼梯中间遇见胡适先生，印象清楚，出楼后门看见某工友先生正在打钟，印象就不那么清楚，不清楚，想吃而无下口处，只好放弃。其二，减缩到师辈，单是听过课的也就太多，只好行买西瓜之道，选大个儿的。其三，大个儿的，如我昔年所写，收入《负暄琐话》等书的那些位，事也嫌太多，全面写，就像是想在桌面上建筑楼群，不可能，也不成体统。怎么办？忽然想到元白上人的浮光掠影楼，何不也只掠个影？只是掠，就有如照相，对准某部位，喀嚓一响，完事，其他，即使还有金花烛、玉镜台，也不要了。自然，所照未必是人人都爱看的，但希望不会是人人都不爱看的。以下依次照，照到自己也没什么兴趣了，停止。

蒋梦麟。仍是势利眼，所以第一个写他。他是浙江余姚人，美国留学，当过教育部长，我入学时候他四十有五，比胡适大五岁，应该说是老人物了。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不浅，蔡元培先生长校，多时多次不在校，他曾于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1920年、1923年共三次代理校务，到1930年，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不能北来，他就受命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江浙人体型，通有的清秀之外，还要加上瘦，所以背地里，有的学生称之为蒋猴。他不任课，也不记得听过他什么讲话、训话之类。很少同学生交往，有时狭路相逢，印象总是笔挺的西服革履，严肃认真，像是有许多大事待他处理的样子。四年之久，我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写信却有几次，是每学期开学，注册之前，要写一封请求缓交学费（十元）的信。纸一张，字三行，第一行为“校长：”不低格，第二行为“请求缓交学费。”低格，第三行最重要，为某系几年级学生某某，再低格。信很多，照例由校长总批一个“准”字，就算作办完入学手续。他也确是不闲吧，看见他每天上午到第二院西路校长办公室来办公。印象更深的是中午，他的夫人陶曾榖必坐着小汽车来接他回西四北毛家湾的家吃午饭。据说陶也是美国留学生，嫁高仁山，高与蒋是好友，高不幸早作古，改与蒋结合的。我们学生都见陶次数不少，娴雅而秀丽，如果容许比，不小心求证而大胆假设，在师辈的诸多夫人中，名次必也如其夫君，最后标一个“长”字的。

胡适。还不摘下势利的眼镜，先写这位博士，因为内，他是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外就更了不得，至少在文化界，如梅兰芳，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就会给笔带来困难，因为必写不胜写。困难还有另外的。一，虽不是写《春秋》，也难于躲开春秋笔法，即事与措辞都寓褒贬，而不管褒或贬，都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愉快。二，我前些年写《负暄琐话》，曾以“胡博士”为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说说的，即使轶事可传，也不当效邻居二大妈之颦，一件事翻来覆去说个没完。那么，多难之中如何闯出一条路呢？而一想就想到五十年代的“批”，奇文汗牛充栋，也许不再有人有雅兴洛诵了吧，何不学某作古名士，也翻一次案？说干就干。想只选一件，是解放前夕的东南行。其时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行止当然有选择的自由，据说曾公开表示，必走，原因是道不同。走，对不对，显然要看站在什么地方说话。这诸多地方，“个人安危”总当是一种吧？且说是五十年代，批胡之风刮到十级以上的时候，我就曾首先想到个人安危，觉得（只是心中的活动，当然不能说）胡先生不愧为识时务之人，或说有见识，且知而能行；如果不知，或知而未能行，其情况就不堪设想了。过甚其辞吗？可以想想陈寅恪先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大革命”中“第七次交代底稿”，陈先生自己写：“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坚决，不知道心里想的是否仍为“三纲六纪”，总之是未东南行，十七年之后就迎来“文化大革命”，交代，批斗，抄家，相继而至，多种折磨，痛苦万分，终于挨到1969年秋，积满八十岁，解脱，见上帝了。我没有机会问陈先生，只好说自己的“私”见，——还是只论胡先生，因道不同，坚决走而不留，也就躲过批斗、抄家等事，总不当算作失策吧？

行止是大节。再说个小节，两性之间的。至晚由《诗经》时代起，两性之间就容易生事，所谓“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类是也。这所求是“淑女”，反侧的是“君子”，后世多称为“佳人”和“才子”，言外之意是，才子和佳人间就更容易生事。胡先生专看外貌，清秀潇洒，也是才子，何况还有多种有才的表现，就不会与佳人有什么丝萝牵扯吗？我上学时期，只听说在美国留学时期，曾有也是留学生的某佳人有爱才愿结成眷属之心，胡先生如何反应不知道；但事实是清楚的，奉母命，回安徽绩溪，与尚是纤足的江冬秀女士成婚，而且真就白头到老不变。近几年看记轶闻的某篇文章，知道还有与芳名为曹佩声的才女表妹一生互恋之说，确否且不问，事实总是双飞的仍是那位结发的江夫人。我非程朱陆王的私淑弟子，也就不想颂扬从一（兼指男）而终为无上美德，只是想到如胡先生，确有才子之实而没有西厢甚且北里之类的故事，与某些高位之人的幕前装腔弄势、幕后乱七八糟相比，总是值得记入《今世说》一类书了吧。

马裕藻。马先生，字幼渔，我入学时期是国文系主任。大概是1933年吧，国文系维新，主任改为由文学院长胡适兼，随着马先生丢了主任之位，许之衡、林损二位并丢了教授之职。马先生在北大名不小，除了来校早、任“国文系”（学术界名人最多）主任之外，还因为生了个有名的女儿马珏，我在校时期公认为校花。马先生为人通达宽厚，有理想，我在《负暄琐话》中也介绍过。还有什么可以说说吗？因为他的晚年我和他多有交往，推想他多少也会有些壮志未酬的遗憾，所以想在这方面补充几句。马先生早年东渡日本，听过章太炎讲语言文字的课。在北大，我听过他讲“文字学音篇”（？）的课，记得还有薄薄的一本讲义，其内容想来就是由其业师那里拿来的。马先生口才不怎么样，讲，学生感到既不生动流利，又不条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钱玄同，讲课就正好相反，生动而条理清楚。这是身为一系之主，在授业解惑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有的人，如顾颉刚，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写。马先生应该有能力写，更有机会写，可是没见他写过什么。我有时感到奇怪，比如说，他同绍兴周氏弟兄过从甚密，何以就没有受到一点感染？与周氏弟兄比，钱玄同也属于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还有些零零碎碎的传世，马先生是连这一点也没有。当然，办学，多集些有知有识之士来为人师，也是一种事业。在这方面，马先生的功绩也许不小吧，可是时移则事异，在自己年甫过知命的时候，竟受到革新派的轻视，被动靠边儿了。难免有“老了，不中用了”之叹吧？还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听马珏说，她念北大预科，升本科时，是遵马先生之命，选政治系。马先生此命是出于一种妇女翻几千年被压迫之身的大志，其意若曰，学政治，入政场，一旦鹏飞上青云，也让男性明白明白，天生女儿身，也未尝不可以叱咤风云，超过男子汉的。上青云，尤其女性，是大好事。但是语云，好事多磨，不知为什么，马珏，还差几个月毕业，竟远走上海，结婚了。其后是找个远在青云之下的工作，养家，生孩子，终于没有入政场，直到健康情况日坏，治理自己也困难了。总之，就马先生说，许多事，应该大有成而结果是很少有成，除“畏天命”之外，还能怨谁呢？

黄节。黄先生，字晦闻，我也写过他。本系的师辈，在我毕业之前归道山的有两位，他和刘半农（复）。刘先生年刚过不惑，全校感到很意外；黄先生年逾耳顺，虽未及古稀，总是已入老境，听到噩耗后一惊也就过去了。说到“老”，出入红楼的名人还有几位，如崔适、刘师培、吴梅和辜鸿铭，我都没见过。前者老去，后继者也就成为老。老的一个生活方式上的特点是“旧”，现在回忆黄先生，与其他人比，其突出的特点也就是旧。一贯是长袍，上课郑重其事，连微笑也不曾有，是旧。讲诗，用笺注法，都写在讲义上，其后并印成书，有《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等，也是旧。做旧诗，集旧书，精于书法，连带还藏砚，更是旧。还有属于居室之事的，也无妨说说，是纳妾，据说还不只一位。在红楼，据我所知，或所闻，这方面，跳出藩篱而且名声在外的只有陈独秀，是好作狎邪之游。用旧的眼光看，纳妾还可以划入规规矩矩一类吧？我们也就只好这样看了。据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渖》说，黄先生作古以后，遗砚也是如夫人拿出来卖的。这都是旧，可取也罢，不可取也罢，总是都一去不复返了。

孟森。孟先生，字心史，我入学时候年六十有四，以齿德论，是比黄晦闻先生还老一些的人物。特点与黄先生不同，黄先生是“旧”，孟先生是“朴”。他住红楼以南不远的马圈胡同，我们常见他走出银闸口转东往红楼。一年四季是粗蓝布长衫不新奇，新奇的是青布圆口鞋竟是家做的。我们向来不同他打招呼，因为确知他必看不见（高度近视），而且心里一定正想明清时代的什么事情或什么问题，即使视力不坏也不会看。上课也是这样，眼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他花白头发，小个头儿。学问却既丰富又实在，所以还是合于一个“朴”字。他是明清史专家，我选他一年课，就是明清史。他的大成就是在课堂以外，著述不少，辑为《心史丛刊》，为许多内外行所钦服。也就因为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学生有时候形容他，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这说得也许真就不过分，比如民国初年，研究《红楼梦》，有些人醉心于索隐的时候，猜谜的一种是贾宝玉影射顺治皇帝，林黛玉影射秦淮名妓归冒辟疆的董小宛，孟先生就写了一篇《董小宛考》，证明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卒于清顺治八年正月初二，其时她二十八岁，顺治皇帝只十四岁。这是用史实给了胡思乱想当头一棒。孟先生于1938年初作古，想不到半个世纪过去，说红楼，索隐之风又刮起来，情况比八十年前更为荒唐，难道这就是后来居上吗？想到孟先生朴学的老成凋谢，不禁为之慨然。

钱玄同。钱先生原名夏，后改玄同，或署疑古玄同，别名很多，只好都从略。他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大讲《中国音韵沿革》，是兼课。我听钱先生课一年，印象是人很高明，且精干，思路和口才都超过一般人。但我却没什么获得，因为我对三十六字母以及开齐合撮之类没有兴趣。我尊重钱先生，来由几乎都是课堂以外的。他湖州人，很早就到日本留学，与绍兴周氏弟兄一同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回国以后，直到1939年初归道山，与周氏弟兄一直过从很密。这过从，早，有1922年的《呐喊自序》为证，鲁迅先生写，其时他住在S（绍兴）会馆，无事可做，便抄古碑。有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来串门，劝他写点文章。他答应了，于是写了《呐喊》的第一篇《狂人日记》。晚，有《知堂回想录》一六五节为证，周作人先生写，就在钱先生病逝于医院（1939年1月17日）的前一周（10日），他还到苦雨斋去看周先生，接着于14日晚还写了一封信，不改游戏人间的常态，说“泥滑滑泥，行不得也哥哥”。钱先生精旧学，却不泥古，《新青年》时期，化名王敬轩，装作泥古，与刘半农演双簧，充当维新旗手的箭靶子，确是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五四时期，直接出面写的文章，也是内容深刻而文笔犀利。总之，在红楼的诸多人物中，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既有学问，又有见识，热心世事，肝胆照人。此外还有个常人难及又少为人知的优点，是与熟人交往，总是寓严正于突梯滑稽之中。手头存魏建功先生赠1931年钱先生致魏先生信一封，封皮兼写魏先生夫人王碧书，称王碧书先生，先生二字都加“女”旁；信中提到马四，二字用甲骨体，如画图；末尾署名疑古，二字用金文，也如画图：这是任何时候都乐得游戏一下子，在北大的师辈中可说是只此一家。附带说说，在红楼的诸多国学大师中，钱先生虽不以能书名，字用写经体，变楷为行，却显得刚劲流利，很好看。到解放后的新北大，魏建功先生成为唯一的善书者，字也出于写经体，推想就是取法乎钱先生的。以上说的都是好话。也要说说美中不足，是以钱先生之才之学，像是应该有大著作传世，可是想想敝箧中，除《说文部首今读》一个小本本以外，竟没有别的，原因为天乎，为人乎？总是太可惜了。

周作人。周先生，字岂明，也写启明，更多署知堂，住新街口南公用库八道湾，自称所居为苦雨斋，或苦茶庵，是红楼内外的有名人物。有名，主要是来于写得多，内容和散文的风格都成家，并且不是一般的家。可是想介绍他却很难。有一般的难，是广度、深度都非一般，用简明的话说得恰如其分不容易。还有特殊的难，是他生不逢时，就国说，东邻太坏，自己太弱，所托身的北京竟江山易主。异族统治，就更躲不开气节问题。走为上计，可是他没走。中计是闭门喝苦茶，起初也许有此意吧，但终于还是开门，出了山。在他，也许有什么不得已，或竟是有什么理由，但国人（尤其他的旧相知）是不会谅解的。不谅解是一面，但他又像是与王克敏之流不同，不是迎头赶上，而是半推半就，何况他还有五四时期的维新业绩，以及更不容忽视的，上千万字的连文学史家也要刮目相看的著作。太复杂了，且不说评论，如何介绍呢？这个困难，我昔年曾经遇见。那是写《负暄琐话》的时候，多谈北大旧人，装作不见，不成，只好硬着头皮，拼凑一篇《苦雨斋一二》。说一二，表明只是一些琐事。正襟危坐的话也说了三两句，是一反北宋大臣吕端之道，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可惜。其后，又有人上门求写一篇全面而深入的。我不自量力，就真写了，因为想把存于内心的话全盘托出，就写多了，计比万言书还长，标题为《再谈苦雨斋》，收入《负暄续话》。困难仍在，如何解决呢？找个立脚点，是人与文，既不可分又可分；或者说，论文和诗的时候，宜于不以人废言。这样，我就不隐瞒观点，说（旧）诗，意境能够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好话比灶王老爷说得还多，这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是想到出于他笔下的另一种，没有人注意甚且很少人知道的，像是也值得看看。这说的是挽联，我见过几副，都情挚而语妙，取游山可只爱片石之义，就说说这个。

挽联，旧时代常用，可是作好了不容易，要典重得体，寓辞采于肃穆之中。我昔年读《越缦堂日记》，见到一些出于李慈铭之手的挽联，觉得确是名下无虚士。现在，有些人吊死者，还愿意效昔人之颦，也作也写也挂，而看得过去的实在太少。这样，与今人比，周先生的几副就可以说是上追其乡先辈了。以下另行抄录，估计有难解处略加注。其一，挽黄晦闻：

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

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

黄先生关心国家安危，曾刻“如此江山”印章。索常侍，索靖，西晋书法家，知天下将乱，见洛阳宫门铜驼，叹息说：“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九一八”事变后，黄先生在北大讲顾亭林诗，言及亡国之痛，感慨万端。其二，挽孟心史：

野记偏多言外意，

新诗应有井中函。

野记，指《心史丛刊》，其中言史事多感慨。井中函，郑思肖，字所南，南宋末年人，宋亡，著《心史》，盛以铁函，藏井中。孟先生写诗，多伤时事。其三，挽钱玄同：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上联原注：“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小川町，在日本同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之地。其四，挽刘半农：(www.xing528.com)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卯字号，北大第二院西南部邻街的一排平房，民初做文科教员预备室，居其地者，陈独秀、朱希祖为己卯年生人，胡适、刘复、刘文典为辛卯年生人，故戏呼为卯字号，言外意为兔子窝。下联，指1934年夏往塞外考察语音，染回归热，返京后卒于医院。其五，挽马隅卿：

月夜看灯才一梦，

雨窗欹枕更何人。

马隅卿，名廉，研究小说有大成就，1935年2月19日在北大课堂上因脑溢血逝世。前一日为旧历上元，他还上街看灯。雨窗欹枕，《雨窗集》，《欹枕集》，天一阁旧藏的明刊话本，马先生在南方买到的，曾影印行世。

挽联抄完，回头看看，写这位，本想避重就轻，拉扯几句，混过去，没想到字数反而超过前几位。但木既已成舟，也就由它去吧。

马衡。马先生，字叔平，与马裕藻和马廉是一家，都是宁波人。叔平先生是金石学家，所作曾集为《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我上学时期只知道他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破周宣王猎碣的旧传，为治旧学者所推重。三十年代前期，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因有盗宝的流言离职，马先生继任院长（先为代理），担任此职二十年，据说在维护古物方面贡献不小。他在北大史学系是名誉教授，开“金石学”课，我听了一年。他个头儿在中人以下，装束和举止都整饬，说话慢条斯理，都有根有据，没有一句是出于灵机一动的。对学生虽严肃而和善，所以学生都敬重他。讲课有没有讲义，不记得了；以及我也摸索《金石索》《金石萃编》之类，还买过《陶斋藏石记》，诱因是来自马先生还是来自图书馆，或兼而有之，也说不清楚了。清楚记得的是有那么一次，大概是1933年暑后吧，马先生带着听金石学课的同学，十几个人，步行到故宫东路某宫去看青铜器。马先生带着学生看，指点，讲说，不外是“商器”“周器”等等。讲说间，有个同学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先生停住，沉思了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同学抢着问：“那么，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先生又陷入沉思，好一会儿，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其时笑，都有轻微的看不起黔驴的意思，心里想，既然是专家，通晓，为什么不能说说呢？其后，许多年，我也有亲近古物之癖，也就难于躲开真假的辨别，专就自己略有所知的说，总结经验，竟仍是马先生那两句话，其精髓是多看，对比，可意会难于言传。能意会是有所得，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马先生，原来那两句看似可笑的话是金针度人。

沈兼士。沈先生字还是兼士，是小学家，在北大国文系任课，讲的是文字学。据说他是宣扬“右文说”的，即主张形声字，声旁兼表义，如“戋”有“小”义，以戋表声之字，如笺、钱、线、盏、浅、残、贱等都有小义。我听过他文字学的课，只记得身材中等偏高，不胖不瘦，衣服讲究，留背（bēi）头，与孟心史先生比，是个注重外场的人物。态度严肃，口齿清楚，至于都讲了什么，就不记得了。在北大这个圈子里，有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之说，推想三沈是亲兄弟，五马是大排行。沈士远，我没见过，也殊少所知。沈尹默先生，我也没见过，却多有所知。他是名书法家，写行写楷，都守二王矩蠖，并有理论来支持。他诗词也写得很好，我手头还有1929年北京书局印的《秋明集》，上下两册，上册收诗，下册收词，可惜为书名所掩，知道的人不多了。沈兼士先生在北大也以善书名，只是因为他的兄长尹默先生，以及也出入红楼的马叙伦先生，造诣太高，这就有如一般高个儿的女士，一旦走入时装模特之群，就欲挣扎也显不出来了。在我的记忆中，沈兼士先生还有个也许值得说说的特点，是“沙滩”地小（只是北池子北口外以东一个直径几十米磨盘状的小圆块）名大（就是不提红楼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国许多学术界耆宿在这一带活动，只有他一个人连住所也是大名“沙滩”的一条东西向的小街。

余嘉锡。余先生，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他在辅仁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到北大是兼课，我听一年，发讲义，名《目 录学发微》。他身材中等偏高，说不上胖而显得丰满。当然穿长袍，与其他老人物如黄节、马叙伦相比，还多一顶瓜皮小帽。上课坐着讲，平静地传授知识而不用面部表情甚至指画来助阵。这是纯旧派的教学形式，使人想到周敦颐和二程，至少也是颜习斋和戴东原。目

录方面的情况他是吃透了，所以有能力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辨证》。治旧学，思路清楚，甚至可以说有新时代的科学精神，比如至今还记得他有一次讲：“有人常说，某书是伪书，因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这是不对的，因为《隋书经籍志》并不能收尽天下书。”这就大有说服力。著作不少，贡献大，归道山以后，还由其东床快婿周祖谟先生整理出版《世说新语笺疏》，我觉得这是出自朴学，最靠得住。说起朴学，不禁想到今代盛行的大话和空话，前现代、后现代之类，丈二和尚，使人摸不着头脑，对比之下，还是觉得老一辈的一步一个脚印值得珍重。

钱穆。钱先生，字宾四，我上学时期，他是红楼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因为其时大刮《古史辨》之风，他写《先秦诸子系年》，主旨就是深辨古史。他无锡人，没有多少学历，可是勤读，钻得深，所以能够平步青云，走入红楼，任史学系教授。我选过他的课，也许有两年吧，因为其时我也被考古风刮得东倒西歪。听说他教过中小学，自然讲求过教学方法，因而在课堂上，作风与余嘉锡先生大不同，不是安稳平静，而是常走动，口讲指画，间以嘻笑，显露锋芒。但语音只能南腔而不能北调，北方同学听着就有些费力，比如初上课时常听他说“王五”，不知何意，后来才知道，这是说“黄河”。他考史，时时有新说，记得听他讲《楚辞》中地名，说旧时都认为在江南，其实应该在江北，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对不对。不过，不管他怎样立异，都举证，总之仍不离汉学传统。七七事变以后，他先到昆明，其后到台湾，高寿，九十余才归道山，不忘故土，遗嘱归葬太湖之滨。在台湾，他讲课之余，仍勤于写作，较著名的有《国史大纲》。是1992年，由《书摘》介绍，我看到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新著《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的一节文字，说中国的传统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主立宪，并说中国人不贪利，不争权，没有“谁肯来做一个吃辛吃苦的专制皇帝”，不由得大吃一惊。钱先生是治史的，竟连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也视而不见了，难道因爱故土之国之民，就可以不管事实吗？可惜他已作古，我不能质疑。但我还是不能已于言，写了一篇《关于吾师》（刊于《读书》1993年第2期），说了几句不够尊重的话。过些时候，听说钱先生的亲属看了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人各有见，但依照红楼精神，讲理，考虑的只应是“证据”，而不问亲不亲的。

顾颉刚。由《关于吾师》那篇拙作就联想到顾颉刚先生，因为其中也触及他。顾先生，名和字统一，苏州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与红楼的关系可说是双料的。插叙一笔，哲学大概真如鸡肋，食之无味，所以名人如朱自清、康白情、章廷谦（川岛）、容肇祖、何其芳，毕业后（也许早到未毕业）都改了行。顾先生也是改了行，治历史，尤其历史的地理沿革。我上学时期，他是燕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史学系兼课，讲《禹贡》。我选听这门课，因为讲授者是创办《古史辨》的。顾先生体格是苏州型，外貌的风度却既不白净又不清秀。待人好，诚恳和气，讲课十分认真。可惜天道吝，多有笔才而少有口才。看过《古史辨》自序的人都知道，那是倚马万言，可是讲课，常常嗫嚅一会儿，还是说不出来，就急得拿起粉笔写。他治学甚勤，买书很多，据说已经装满九间平房。还有大志，创办禹贡学会，编印名为《禹贡》的期刊，想带领一些同道（多为听课的同学），研究历史地理，绘成历史地图。七七事变以后，离开北京，还紧抱着理想继续努力吗？不清楚。可知的是解放以后，五十年代初，他回到北京，赶上思想改造，批胡，想挣扎，适应新环境，于是也拿起笔，骂胡适，表明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可加入新的“同志”之群。可是如其高足童书业等所表演，也拿起笔，大骂顾颉刚，可证新的一群还不能把他看作同道。这正如王学典看了1993年出版的《顾颉刚年谱》以后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指出，是《痛苦的人格分裂》（刊于《读书》1995年第5期），以对胡适为例，是心里感激嘴里骂。能不能不分裂？至少理论上是能，办法是用沉默的方式承认落伍，不可救药。也许是不甘于寂寞吧，顾先生还是用语言文字挣扎。至少我看，有时还过了头，如七十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他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他可以不说话，却写了“重版前言”，说原来未承认焚书坑儒有积极意义，是错了。难道顾先生真会举手赞成焚书坑儒吗？所以我写《关于吾师》坦率表示，我不愿意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罗庸。北大国文系有两位教授，罗庸和郑奠，像是李杜，谁提到就连着说，都规规矩矩讲课，不露什么锋芒。两位都是1920年北大国文系毕业，也许毕业后就留校工作吧？罗先生，字膺中，扬州人；郑先生，字石君，浙江诸暨人。七七事变以后都西南行。迎来胜利和解放，罗先生留在西南；郑先生辗转到语言研究所，由古文献中集语法和修辞的资料，印成书，我都见过。单说罗先生，还与我有点特殊的关系。一是在校，我毕业前写关于乐府诗的论文，导师是他。我读书，杂而不专，也就难得精于某一门，而论文是要求既专又精的。我有自知之明，想随便拉个题目，凑万八千字，估计罗先生宽厚，可以给六十分，能毕业就得了。没想到罗先生宽厚还加了客气，竟给了七十多分。二是四十年代后期，我帮一个出家朋友编一种佛学月刊《世间解》，刊物传到西南，适值罗先生亲近佛理，竟收到他由某大学寄来的鼓励的信。这使我很惭愧，曾复信表白，并问安。其后若干年，因为都忙于应付新要求，就不再有音信。恍惚记得听谁说，他是过早地作了古。仅存的两三封手迹，因为一再运动，自顾不暇，也就“人面不知何处去”了。

唐兰。唐先生，字立厂（ān，非工厂的厂），浙江嘉兴人，古文字学家。我上学听他课，讲的就是古文字学。记得后来成书出版，名《古文字学导论》（？），我买过，现在也找不到了。辨认古文字（主要是殷墟甲骨上的）是考古的一支，当时也是热门，唐先生钻得很深，也颇自负。记得一次上课，他谈这方面研究的情况，有个同学问：“郭鼎堂（郭沫若其时在日本研究甲骨文、金文，署此名）怎么样？”唐先生小声说个“咳”，接着是冷笑，推测他的意思是，外行胡猜，多可笑。因为研究金文，他还是青铜器专家，记得三十年代后期，我到他家里去，看见屋里就有些小件青铜器。其时他住在地安门内，与个年轻的夫人（盛传结合时他三十四岁，夫人十七，恰好减半）为伴。大概是1939年夏，他决定南行，春天，由国文系同学李九魁发起，在中山公园为唐先生送行，参加的有我和周祖谟，记得还照了相。解放以后，唐先生未回北大，到故宫博物院做什么研究工作，我见过他。他本来就偏于胖，随着年岁增加，体重和血压也增加，听说多在家休息，终于抗不过病，作古了。

恒寿山。课堂上的前辈说得太多了，应该换换样，于是想到恒先生。恒先生是武术教师，教的是业余课，地点在红楼西北角的风雨操场，时间是下午下课以后，一周几次不记得了。他是满族，其时已经年近古稀，健壮，秃头，所以表演太极拳，颇有老僧入定的神气。他武术造诣很高，通各路拳术和各种武艺，还练过摔跤。他说这样多学，是想当侍卫，没想到江山易主，会武术没出路，只有靠教学吃饭了。他在武术界名声很大，人称恒大力。有一次他露了一下，是抬起一条腿蹬其上有窗的一面墙，确像是房屋的半面都颤动。他还表演过运气，是不管你打他什么地方，那地方都鼓起，成半球形，坚韧如橡胶。我是偶然一次走入风雨操场，认识他的。其时考北大都是学广义的文，所以虽然学武不必交学费，学的人还是很少。我呢，也许小学时期看《七侠五义》之类还有影响吧，就向恒老师说也想学一些。他问我姓名和籍贯，不想一说香河县，他大感兴趣，因为香河县有个全国驰名的武术家张秀林（名策）是他的师兄弟。由于这种因缘，他对我很亲切。但他有知人之明，说：“太极太难，要有耐性，还是学一套威虎拳吧。”果然，学了不多，我就表现为没有耐性，不积极学了。但我有时还去，是愿意听他讲亲见亲闻的武侠故事。恒先生记性好，健谈，讲旧事不夸大，添枝加叶，所以常常觉得比看武侠小说有意思。此外我还有什么获得呢？是万一有机会宣付史馆，今代的太史公就可以多写一句，曰“学武不成”。

郑河光。因为想到好心友人常说的“健康第一”，这篇掠影想请郑大夫来做殿军。郑大夫也是名和字统一，福州人。外貌十足的福建型，短小清秀。听说是柏林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北大任校医，名义是秘书处卫生组主任。管保健，郑大夫是专任；还有兼任的，是德国医院的克礼和狄伯尔（曾为孙中山治病），其中之一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这兼任的名家，我因胸部不适见识过一次，是狄伯尔，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所以还是郑大夫方便，也就实惠。比如说，他有汽车，你在宿舍病了，由工友打个电话，郑大夫一会儿必到，检查，开西药方，到东安市场西门外同济大药房去买药，照方吃，吃一半或略多，准好。也许因为都是家常小病吧，同学们的印象是，吃郑大夫的处方，没有吃得一点不剩的。也就因为这样，郑大夫虽不是胡适等那样的名人，不教课，我，推想别人也如是，离开学校，却记得他。说来也巧，是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到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出东安市场西门，在当年同济大药房以北不远，看见一个短小清瘦的老人站在路旁，大概是等车吧，确是郑大夫。我想过去打招呼，继而一想，分别整整半个世纪，凄风苦雨，都不免有多少坎坷，如何说起呢？人生多事，常常是不知比多知省心，装作没看见也罢。

写至此，回头看看，字数已经过万，未摄入镜头的人还是不少，怎么办？不好办的事不办也罢，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