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内外：农村小学教育的艰辛与唯物精神

童年的情况已经讲了一些，应该转为说读书识字的一个方面。蒙学是入小学；不说幼儿园，因为彼时，尤其我们农村，没有幼儿园。我入学之前不很久，是连小学也没有。其时是刚刚易代之后。我们都知道，易代是会给各色人等带来困难的，旧的一些失落了，新的路经常是迷离恍惚。不得已，只好暂仍旧贯，如女人就还是缠小脚；男人呢，知道考秀才、举人的路已经未必能通，却还是只能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听老一辈人说，村西南那个邻村冯庄有个塾师张周（？），名气不小，左近人家的子弟，向往“唯有读书高”的，都到他的私塾里去读。教法自然是老一套，死记硬背，外加严格要求。严到什么程度呢？是上了新书，下次不能背诵就罚跪，还要膝下垫砖，头上顶一碗水，意思是还不许动，一动就用戒尺打。余生也晚，没赶上张周老师，因而就没念过三百千，没尝过头顶一碗水跪在砖上的滋味。也没梳过小辫，大概是借了父亲有维新精神之光，因为还记得，村里人剪辫子，父亲是第一个，连二叔父也不赞成，背后说：“好好的，成为和尚，什么样子！”至于能上小学，则是大环境，借了帝制换为共和的光，小环境，借了地方大绅士本村石显恒（通称显爷）有维新精神的光。这位显爷住村东部道沟，两处宅院都坐西向东，靠南一处是住宅，靠北一处是油房。镇上还有商业，在街中心路南，名聚顺恒，只记得卖油卖面，可能还兼经营银钱业。我上小学时期，这位显爷五十上下，个儿矮，略丰满，显得精明强干。不记得他名义是不是镇长，反正全镇以及所属各村的事，他说了算。因为说了算就威望高，比如我们一群顽童在村边淘气，听见有人说“显爷来了”，就如鸟兽散，各自跑回家。不过大家的印象，除了男女关系略有越轨以外，人还是公正兼有魄力的。这魄力的一种重要表现是在镇西北部的药王庙，创办个镇立小学。

旧时代人神杂处，专说河北屯镇，大的寺庙有三处。镇东南郊有个寺，俗名南大寺，称为寺而且大，推想必是个住僧的佛寺，只是到我的幼年，残破至于只有碎砖乱瓦的遗迹。街中心路南有个关帝庙，三层殿，半残破，连塑像也不见，只记得每年腊月成为年画市场，还热闹一阵。镇西北角坐北向南的药王庙就不同，不只未残破，而且香火兴盛。原因可以想见，是往生西方净土渺茫，关圣显灵难见，都不如药王，能够保佑不生病，不幸得病，也可以焚香叩头后病除。这是重实际，或简直称之为唯物精神。且说这个庙，第一层殿兼山门，门前即有宽敞的砖陛。殿内坐着大肚弥勒佛，笑口常开。门却只有朔望才开，人出入走偏东的角门。入角门，中间有砖甬路，直通药王殿的方广殿陛。南路之东是钟楼，之西是鼓楼。下层都有拱形门，永远不开，据说其上住着一条大蛇，有时身绕钟楼或鼓楼，伸出头到庙前的池塘里去喝水。钟楼的西北部，南路旁立着个铁钟，据说是当年发水，菩萨骑着来的。药王殿大，在农村是雄伟建筑。入殿门有大供桌，上陈铁磬和五供，桌后坐着金面的药王。药王塑像后有板壁，壁后面北立着韦驮塑像。出殿的后门是个大院落，有东西配殿各三间。院的尽头，坐北向南又是个殿，莲座之上坐着观世音菩萨。殿之右有耳房两间，想是后建的，因为左边空着。由左边缺口可以绕到庙后，殿后身是碎瓦片，稍北行有个东西向的小河沟，再远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了。

小学为何年所建，不知道，也许竟早到民元左右吧？到我上学时期，规模已经不很小而且固定。仍是人神和平共处。三层殿的塑像都安居，中层的药王还兼能乐业，即每月的初一十五（当然是旧历），殿门大开，接受善男信女来焚香礼拜，其中曾许愿而病愈的病家，还要送还愿的供品，记得最常见的是素饺子，也许还有香火钱吧。再说人，即小学，主要占后院，东西配殿都用作教室，东三间为初年级，西三间为高年级，记得学制总共为四年。后殿西耳房两间，坐北向南，为住校老师宿舍。药王殿西也有耳房两间，却坐南向北，一间是看庙道士（俗称老道，我们尊称为道爷）的宿舍，一间是锅炉房。这道士有如今日的风云人物，职称和职务都有多种（可惜未印名片，以致职称不显）。单说职务，与小学无关者有种庙田，朔望在药王殿击磬、收供品和香火钱，卖专利膏药；与小学有关者为给住校老师做饭，供师生开水。学生都回家吃饭，喝水之外还要排泄，厕所露天（都是男生，无妨开放），在药王殿之东的一片空地上。记得添办高级小学之前，没有音乐课，因为秀才老师会作八股而不会唱；没有体育课，也就用不着操场。

我几岁开始上学，以及在这座药王庙一共蹲了几年，因为无日记可查，说不准了。还想说，就不得不借助于民俗学和考证学。我生于光绪二十四年（即最后一年戊申），依常规，注公元应该写1908，可是错了，因为三十四年之后还有细节，是12月16日，其时已经是1909年1月7日。这样，照旧的年岁算法，比如说八周岁，我就只有六岁加两周。吃亏，我不甘心，所以唯有在计年岁方面，我总是乐得维新而不守旧。照新算法，我比公元的后两位数字小九岁，以农村孩子上学晚，约为七岁计，我是1916年春上小学。念了四年，歇了一年还是又上一年，不记得了，巧遇小学扩大，添了高级小学班，我就继续上，又念了三年。其时是1924年暑假（大概是由添置高级起改为秋季始业），时间确凿无疑，因为想投考师范学校，因青龙湾决口才推迟一年。

小学前后七年或八年，都学了什么呢？像是初高两级宜于分开说，因为初级接近过去，高级接近将来，所学和气氛都大有分别。先说初级。读的是共和国教科书，主要是国文，还有算术，此外也许还有一两种，记不清了。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黄色纸书皮，石印手写大字。至今还记得国文开卷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都配有画图。现在回想，其时的所学主要是识字。也写，写大字多，小楷少。没有其他读物。上课，听讲，或在老师监督下大声读。下课，乘老师不在眼前之时，到教室外玩一会儿。每天由家中到学校，往返两次，一切如刻板，很单调。启蒙老师姓刘，名瑞墀，字阶明，镇北五十里渠口镇人。据说是个秀才。这大概不错，因为装束（穿整洁长衫，打包脚布）和风神（身材短小而态度严肃）都不像个白丁。后来还有了新的证明，是让他看重的一些学生晚上来，他给讲《孟子》。显然，在他的眼里，只有四书五经才是真学问。我，其时也许不甘居下游吧，也受到刘老师的青眼，晚上随着一些先进同学听讲《孟子》。记得是在西配殿的教室里，入夜不便回家，就住在后殿的靠东一间，成为观音大士的邻居。“《孟子》者，七篇止”，我们大概念了多一半，不知为什么，停了，成为半途而废。但是收获也许不小，不是因此而就可以挤入“儒家者流”，而是考北京大学，国文科的作文题承科举传统，出四书上的，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我就从记忆的仓库里检出《孟子》来助阵，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恰好顺了其时的厚古之风，就得了高分。如果不得高分，外语平平，数学很差，估计就不能走入北大红楼了。走入就值得庆幸吗？不好说，但其时我正在歧路徘徊，无论如何北大红楼总是一条路，而这条路，直接是刘老师，间接是孟老夫子，指引我走上去的。(www.xing528.com)

那就应该感谢刘老师。可是，大概是扩大为完全小学的时候，想更加维新吧，他被辞退了。人，天性总是难忘最初的，我常常想到他。他教我识字，连学名“璿”以及字“仲衡”，也是他根据《尚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给我拟的。我们弟兄的学名排玉旁，璿是与天文仪器玑有关的美玉，用意很好，可是他忽略了这个字的缺点，难认，以致我离开大学，有了放弃学名的自由之后，不得不改弦更张。不忍心另起炉灶，于是用“仲”，去人旁，用“衡”，去十字路口中间的游鱼，成为“中行”。幸而仍没有离开四书五经，因为《论语·子路》篇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的话，算是还没有如韩文公所讥：“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刘老师处世能通达，爱古而不薄今，所以虽然入夜讲《孟子》，白天上课却规规矩矩讲共和国教科书。对学生也宽严合度，如我，也只是与二三同学在锅炉房烧废纸，行径近于放火，才挨了一次打，也只是用戒尺击左手心，十下而已。刘老师衣褐还乡之后，我没有再见过他。是二十年代后期吧，小学同班同学裴庆昌曾路过渠口，登门看望，说瘫痪在床，不能下地了。初级小学还有个老师，邻村薄庄的薄鑫，也许来校较晚吧，我没有听过他讲课的印象。只记得人严谨谦和，不幸是父亲在北京经商，家中略有资产，此地无大鱼，小鱼就成为大鱼，四十年代后期土改，惨死在杖下了。同班同学也有不少可怀念的，只说本村的三个，薄玉、石卓卿和石俊峰（显爷长孙）。石俊峰甫成年就外出，有人说是从了军，后来就不再听到他的消息。薄玉也曾出外，在北京西直门内开糖房，做关东糖。解放后还乡，听说“大革命”时期箱子里被搜出什么照片，就一直受迫压，抬不起头，几年之前作古了。石卓卿性格柔弱，上学时功课好，期考总是前一二名。老境不佳，想吃点顺口的，没有，还要经常忍受儿妇指桑骂槐的冷言冷语，也于几年之前作古了。

高级小学，原来只是县城里有，说起来这也是显爷有魄力的一种表现，药王庙的东部有空地，于是在空地北端，紧邻后殿，盖了一排教室，教室前空地面积不小，辟为操场，并立了篮球架。其时我长兄已经由京兆师范学校第六班毕业，在县城内的最高学府县立小学教书，我们镇的小学扩充为兼有高级，教师都由他聘请，也是京兆师范毕业的。现在还记得两位：一位是四班毕业的王法章（名维宪），密云县人；一位是六班毕业的贾步丹（名文联），三河县人。与刘老师相比，他们可称为年轻的新一代人。装束有变，比如脚蹬皮鞋而不打包脚布，头发或分或背而有时擦油。课程的分别就更大，不只增加了史地、自然等方面的知识，还增加了音乐、图画和体育。单说国文也丰富了不少，因为兼讲选文，我们就可以接触一些名作家，古的和今的。曾否学一点点Yes、No，不记得了，但由老师嘴里也已经知道，还有外语，也许比四书五经更有用。总之，高级小学不愧为高，它使我们扩大了眼界，学了不少刘老师不知的新知识。王法章老师的语文修养不坏，现在回想，其时我能够文字通顺，表达不很费力，这能力，有一部分就是他指点得法之赐。

以上说的是蒙学之内。还有蒙学之外，是指课本之外还看了一些书。想看能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学校内的课程不费力，多有剩余的精力和时间；另一方面，其时，家庭以至社会，各种方便都是为男性长者准备的，儿童是连玩具也没有，更不要说娱乐。但人之性与现在并没有分别，童心还是要有广大的场地以供驰骋的。语云，老天爷饿不死瞎麻雀，于是我们就憋出个办法，找闲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农家没有藏书，可是有流传的书，几乎都是油光纸石印的通俗小说。这就更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起初是碰，比如东邻有《济公传》，西邻有《七侠五义》，就借来看。越看越上瘾，就把碰扩大为多方借。总有四五年吧，看的小说真是不少。现在回想，除《金瓶梅》《红楼梦》以外，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今古奇观》《说岳全传》《镜花缘》《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粉妆楼》《七剑十三侠》等等，都看了。还借到《聊斋志异》，因为特别感兴趣，至少看了三遍。初看，因为是纯文言，半懂不懂，多看几次，也就明白了。在多种小说中，我最爱这一种，因为文字雅驯，其中很多故事可以寄托我的感情和遐想。现在回想，专从语文方面考虑，小说给我的帮助也是大的，我小学时期表情达意能够文从字顺，主要就是多读小说之赐；其中《聊斋志异》给我的更多，轻是有了读文言的能力，重是相信人间会有温暖，更爱。

至此，可以说几句总结的话，是蒙学使我走向喜读能写的路，并为走出家门，到通县、北京过十年寒窗生活打了个小小的基础。是不是错了呢？可以暂借用西方某哲学家的话，“凡是已然的都是应然的”，光阴不能倒流，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事实是必如故友刘佛谛兄设想的妙喻，“鱼在水管子里”，只能往前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