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其“女性不育最后救济”的这一特性，自20世纪80年代始，代孕活动逐渐风行全球。在代孕的发源地美国，过去的30年有2.3万个孩子诞生于代理孕母的肚子；[10]而在一些欧洲国家，运用生殖技术出生的婴儿已占新生儿总数的5%，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为代孕所生，且增长速度惊人，例如英国过去6年通过代孕出世的婴孩增加了 255%。[11]
1996年被誉为“中国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教授主持完成了我国首例代孕试管婴儿生产，一位先天无子宫的已婚妇女在其表嫂的帮助下，成功当上了妈妈。[12]张教授其后又连续实施了 5例相同手术。这些临床探索，被视为我国医学的重大突破，也标志着代孕技术在我国的落地。但好景不长，这项被绝望不育夫妇奉为福音的新技术却未能投入到我国医院的实际应用中去。2001年，我国卫生部颁布施行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部门规章，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代孕遂成为医学领域的禁区。然而十几年过去，社会中的代孕非但未能绝迹，反而催生出一个异常繁荣的地下市场。
我国民间代孕活动十分活跃，互联网上轻易就可搜索到数百家代孕中介机构。这些机构通过与委托方签订协议，可承包从精卵细胞提供、代理孕母寻找、代孕全过程技术实施等各环节的服务，一条看不见的“黑色产业链”已在现实中悄然形成。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代孕服务中介机构达到近千家，上规模的有二三十家。[13]根据客户的财力情况，部分中介机构甚至可以提供医疗咨询服务为名，将高端客户引向美国、印度、泰国等海外代孕市场。广州计生部门统计，若按照代孕网提供的1377例的平均数来算，中国代理孕母所生的孩子已有2.5万之多。而中国夫妇通过海外代孕所生子女数量更是无法计数。(www.xing528.com)
如今，代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各种有关代孕的新闻满天飞，名人代孕得子的例子比比皆是：拉丁歌王瑞奇·马丁、足球巨星C罗都通过代孕当上父亲，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华裔女星刘玉玲都在40多岁时通过代孕得子。2010年香港富商李兆基的未婚长子李家杰，在美国通过代孕获得三胞胎，“一索得三男”的新闻轰动一时。[14]2012年，广东一对富商夫妇通过代孕生下四男四女八胞胎的消息，更让长期潜伏着的国内代孕灰色产业露出冰山一角，进入公共舆论的视野。代孕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不容忽视的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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