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法典施行百年后，关于民法之立法，有“解法典化”（Decodification）之见解出现。意大利民法学者那塔利诺·伊尔蒂（Natalino Irti）提出“解法典化”（Decodification）理论[17]，并于1978年发表《解法典化时代》（L'eta della Decodificazione）。[18]“解法典化”之见解认为民事法规应制定单行法，脱离民法典，其认为民法经常需要更新、补充，各种法源包括解释、判例、决议以及学说可以迅速补充为法源，封闭之法典形式与多变之社会难以相容，故无存在之必要。民法典无法满足需求。是以法典编纂是否符合现行时代之立法需求，遂起争执。
然成文法之法典，无论是否为民法，纵使为商法、刑法、诉讼法或任何法典，均会面临需要经常更新、补充。如同法谚所云，“法律一经制定，就远落于时代之后”，任何法典于立法机关通过的那一刻起，皆已落于时代之后。成文法典确实需要经常修正补充，但不能因此否认其成文法典之功能，认为解法典化为优。如同德沃金（RonaldM.Dworkin）所云，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之实践，虽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其绝非一种荒唐玩笑，法律是社会最有条理及揭露之物。[19]故仅据此认定民法应解法典化，显然其论据失之宏观。
事实上，纵使有民法之“解法典化”学说出现，国际立法实践上，民法典如雨后春笋林立，二战后出现数十部民法典，民法典不仅未受到“解法典化”之影响，更朝“再法典化”（Re-codification）之时代趋势前进，将各种单行法纳入民法典中。例如德国将单行法《消费者信贷法》、《分时居住权法》、《一般交易条款法》、《旅行合同法》、《结婚权利法》等编入德国民法典内。此外，1992年荷兰新民法典（Nieuw Burgerlijk Wetboek）将民法分为八编，包括自然人与家庭法、法人、财产法总则、继承法、物权法、债法总则、债法分则、运送法，若加上未定案之知识产权（第九编）与国际私法（第十编），其民法典业已超过传统欧陆民法典体例。俄罗斯民法则分为四部共七编，包括总则、所有权及其他物权、债法总则、债之种类、继承法、国际私法、智力活动成果和个别化手段之权利，其体例亦超过传统欧陆民法典。(www.xing528.com)
民法典在世纪之交，其并无受解法典化思潮，反更重现其风华，达历史高峰。由国际立法实践可知，现代之民法立法系将民法之再法典化推向新时代，而非“解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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