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上午，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
刚送走电视台的记者，女儿路路把所有的奖状和奖杯收了起来，来到窗前，看看天：“什么时候能晴天呢？待在家里真无聊。”
“真是个野丫头，做点作业不好吗？”我建议道。
其实她的作业昨天就做完了，琴也练好了，还看了书，看了电视。其实她也有好多好多没来得及做的事，可是她就是想出去玩，用她的话说，去“活动活动”。
看样子这场雨一时半刻停不了。她打开电脑，开始写信。每天都有几十封这样的来信，内容大同小异，多是要求交朋友的，还有因困难而求助的，以及向她索取全国“十佳”地址的。
她写的回信也大同小异，只是把名字改一下，然后回答几个具体问题，接着就把信和信封都打印出来，在电脑输入当天的日期，这批信件就算处理完了。自她出名以来，来信已达数千封，每天还有新的信件，所以不论她怎么赶，回信的任务是永远也完不成的了。
不一会儿，她便印完了一大叠回信，在每一封信上仔细签上自己的名字，封上口，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她又来到窗前。
“妈妈，雨停了！”她惊喜地喊道。
电话铃响了，她爸爸去接电话。
突然，他说到“儿童村”三个字，路路和我都竖起了耳朵。我们又听到了：“武汉的胡曼莉搬到福州了？”我和路路赶忙在一旁小声提示：“地址、地址。”
他记下了地址，交给我们，我们就出发了。
在电视看过关于这个孤儿村的报道，却没想到孩子们现在搬到了福州。我们一路上边走边问，足足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才到了北郊的一座小砖楼，孩子们刚住了几天的新家。
孩子们很有礼貌地向我们问好。一个大孩子手里拿着一个笛子，走上前来说：“你们好，我是最大的孩子，叫江忠。我喜欢吹笛子。”他领我们四处走走，还介绍了儿童村的情况。
路路仔细看着墙上贴的作文，上面写的都是孤儿自己写的伤心的回忆，每个故事都是那样催人泪下。
她显然很好奇，想知道每个孩子的故事，但是又小声对我说：“千万别问到他们的家。如果每个来参观的人都问这个问题，他们总想到自己死去的爸爸妈妈，那该多伤心呀！”
她见到每个孩子就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悄悄地对照作文中的名字，记下他们的故事。她抄下了每个孩子的姓名、性别、生日、年级，然后跑上跑下地给孩子们照相。
我们走到门口与他们告别时，孩子们齐声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儿童村，路路这个从小盼望着能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女，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天地，那里有60多个兄弟姐妹，她好羡慕这个大家庭啊！那里的每个孩子都姓江，因为他们都来自长江边上。
同时，她也看到他们生活的艰难。小楼很破旧了，每月要付1400元的租金。每月开销近两万元，全靠社会捐款维持。她想自己每月如有两万元的收入，那样就可以让他们无忧无虑地长大了。
“妈妈，我捐的那100块钱真是少得可怜啊……”她左思右想，不知该怎么帮助这些同龄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他们最需要的是钱，可是我即使把‘小银行’全部献出来，也只是杯水车薪呀！我到底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仔细想想，也许有些事能帮上忙。”我说。
没有钱，送些书吧，可家里的书能给的已经都带去了；衣服呢，我们看到人们送的旧衣服很多，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了。
“可是他们却光着脚穿鞋子，小脚丫磨得通红。”路路回忆道。
于是，她给儿童村打了个电话，得到的回答是，捐衣服的人很多，但是却很少有人捐鞋袜，而鞋袜又容易穿坏，所以总也不够。
这里有一个大盲点，路路笑了，她找到了自己能做的事。
她打开电脑，写了一篇文章：《冬天就要到了，我的脚好冷》。又打印出孤儿的名单，分成20份，到学校里找少先队总辅导员一说，老师非常支持。她把大队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每个人签上名，把这些宣传品带回各班教室一贴，就等着看同学们的反应了。
第二天上学时，她带上了3个大塑料袋，其他大队干部也从家里带了一些塑料袋，计划大家分头把收集到的鞋袜带回家，星期天一起送到儿童村。
路路放学到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她空着手，只背着书包。
“没有人捐吗？”我有些吃惊，原以为她会满载而归呢。
“想不到吧？东西太多了，根本没法往家里带，都放在学校里了。我们特地去买了10个大麻袋，才把东西都塞了进去。”说着，她高兴地把自己带回的几个空塑料袋递给我。(www.xing528.com)
星期天，所有大队干部一起到了儿童村。这回，路路找了几个小妹妹玩，还让大孩子教她打腰鼓。忙了这几天，终于把一车鞋袜送到了儿童村，现在她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会儿了。她其实是很贪玩的，不一会儿，就玩得满头大汗。
她仔细观察后，发现那里没有少儿报刊，回来后就为儿童村订了《中国儿童报》、《中国少年报》和《中国初中生报》。由于没有准确的门牌号码，邮局的电脑上查不到，邮递员不能送，路路只好把报纸订到自己家，再每星期给儿童村邮去。不过，她也很乐意这么做，因为这样就可以“先睹为快”了。
寒假期间，她在拍电视剧，封镜后第二天就住院开刀。我去儿童村时，只为她带上100元稿费。我说，女儿在医院里不能来，所以托我捎来她的稿费。
直到这时候，对儿童村来说，路路还是个不知名的中学生。由于她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她的身份，孩子们或许知道她叫路路，或许记得这个女孩总是带着一个照相机来给他们照相，但是没有人知道她叫黄思路，也不知道外面的报纸上登着她的照片。每当看到报纸上有她的名字、照片或文章出现时，她就把这张报纸藏起来，不给儿童村寄去。
她渴望找到这么一个角落，在那里人们不把她当作名人，在那里，她只是许多普通孩子中的一个。
有一回，电视台跟着她到儿童村制作节目，节目播出后，几个孩子看到了，这才隐约知道了一些。还有一回，儿童村的女孩江月在学校见到了一张报纸，上面有路路的名字。她想，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再读下去，看到了文章里也提到我的名字，她把报纸剪了下来，带了回来。我见到这张剪报，问起来，江月才告诉我：“我想这一定是路路姐姐，总不至于妈妈和女儿都同名同姓吧？”
儿童村步履维艰地度过了一年。我们心里常常挂念，却也只能照常每星期寄报纸，假日才能抽出时间去看看。路路每天依然很忙，除了学校的功课外，还有频繁的社会活动，她收到的来信与日俱增，生活节奏很快，可是到了周末，她还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形只影单的。
直到儿童村搬到了我们家不远的地方，路路的生活突然有了新的意义。
一天，胡曼莉老师说有个好心人捐了一笔钱给孩子们买钢琴，她希望路路能来儿童村教钢琴。我们立刻一起到商店买回了钢琴，路路一边试弹新琴，一边偷眼观察身边的小娃娃，看看谁能听得懂，谁有培养前途。从那以后，路路便成了儿童村的固定成员了，她再也不必以参观者的身份去，孤儿们也不必对她一遍遍地说“涌泉相报”了。
每个星期六下午，路路必去儿童村，直到星期天下午才回到家。星期六上午去学校，中午直奔儿童村，经过家门也不进来吃饭，只买一个面包，一路骑车一路啃，就为了能早一点到达。
她在儿童村生活，拿着一只碗和孤儿们一起排队吃饭，挤在一个被窝睡觉，一起下地种菜，一起摸田螺。失去了父母的孩子都特别善良懂事，他们在每件小事上都让路路感到温暖的亲情和友情。路路自此也处处把自己当作了“江思路”。儿童村的伙食很简单，路路每次回到家都要喊：“饿坏了！”要吃好多饭，胃口特别好，可是在那里，她总是装出很饱的样子。
热情的孤儿们总是把最好的菜给她吃。有一天，早餐只有稀饭和榨菜，他们给了路路好多好多榨菜。她回来后告诉我：“把我咸死了！”但是她却非常高兴。碰到包饺子，路路就舍不得吃了，她对他们说自己吃过了，只尝了一个，其实她肚子饿得“咕咕”叫呢。
路路对胡曼莉老师说：“我真羡慕他们啊！好大一个家！好幸福呀！”
胡老师笑道：“那你就每星期来‘幸福’一次吧！”
11岁的江波说：“姐姐，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太寂寞了。”
真的，尽管路路在学校有好多同学，尽管她在全国各地有数千笔友，尽管家里有爱她的爸爸妈妈，但是她没有兄弟姐妹，这是无法弥补的缺憾。
突然有了这么多兄弟姐妹，路路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回3岁的江凡病了，我把她带回家住了几天。那几天，路路就像丢了魂似的，不论做什么事，眼睛都看着小凡凡。夜里睡觉，她搂着凡凡，大睁着两眼就是舍不得睡着，因为天一亮她就要上学去了，要到晚上才回来。
江波来家里住的那几天，路路为他检查作业，陪他玩游戏机，带他去溜旱冰。路路打印材料时，江波就在一旁把白纸一张张递给她。不论我给他吃什么，他总要先问姐姐吃了没有。路路没放学，江波再饿也不肯先吃饭。
我和路路到商店买东西，她特别爱看那些漂亮的小衣服，盘算着哪一套穿在谁的身上最好看，谁的生日快到了。
有一回，胡老师出差，把儿童村托付给我。我和路路每天晚上住在村里，那是路路最快乐的日子。大人不在的时候，路路偷着教孩子们骑自行车，一个晚上就教会了三个孩子。睡觉时几个女孩子反锁了门，在里面说起了悄悄话。
路路从小当惯了独生女，从来没有尝过失去父母的滋味。儿童村的孩子们与路路永远不能统一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孩子最幸福。路路觉得有兄弟姐妹，有个热闹的大家庭最幸福，他们则认为有爸爸妈妈最幸福。
那天，路路早早去了儿童村，傍晚时分我也去了，天气突然转冷，我担心路路晚上回家时太冷，就带去了一件大衣。江波见到路路穿上大衣，问她：“是妈妈给你拿来的？”路路说“是。”江波沉默了好半天，又问了一句：“怕你冷吧？”路路点点头，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她低下头不敢看江波，因为她知道江波的心思。妈妈给孩子带来一件衣服，独生子女想也不想就会接过来，可是在一旁的孤儿看见了，却会引起好多好多的感想……
人们总说路路去儿童村献爱心，其实她从孤儿们那儿学会了怎样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小妹妹江静总是抢着为路路盛饭，大哥哥江良总是一声不响地在厨房里忙着，椅子倒了，每一个走过的人就会扶起来，早晨集合哨子响了，跑下楼的一个孩子手上常常拿着几个书包。一切都那么自然，一切都那么平淡。路路说：“我们在学校的一举一动都要打分，做一件好事加一分，犯一个错误扣一分，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这么不在意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呢？”
每到星期五，路路就开始高兴了。她盘算着明天去儿童村要带些什么，在那里面做些什么。要是她有别的事情，星期六没去，儿童村的孩子就来电话了，问路路星期天能来吗？能尽量早些来吗？路路一到儿童村，小妹妹们总是欢欣雀跃地出来迎接她。她刚下自行车，男孩子们就接过她的车，在小楼前表演起车技了——当然，不能让妈妈看见。
那天，我看见3岁的平平手里拿着路路的车钥匙，就说：“这是路路姐姐的钥匙，给我好吗？”平平把手背到身后说：“不给你，我给路路姐姐。”说着，她跑到路路跟前，高举起钥匙，喊道：“路路姐姐，钥匙给你！”路路没听见，因为楼上有人喊她去接电话。她大步跑了开去，平平远远地在她的后头追着，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并没有理会我伸出的手，仍然认真地朝着路路背影追去。我看着平平手里拿着那串钥匙，吃力地扶着扶手爬上楼梯，心里有些明白了：到底是孩子们自己的世界，我们成年人凭着一颗爱心就能自由出入么？
是啊，在儿童的世界里，我永远也不能取代一个孩子的位置，也只有孩子才能理解孩子。路路一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就不高兴了：“我不明白你们大人为什么非要口口声声把他们叫作孤儿，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孩子，可是到处被人叫做孤儿，心里该多难受！你看了《光明日报》吗？这样的孩子应该称为‘国家孩子’！他们不是孤儿，他们不孤。”难怪她在儿童村接同学的电话时，总是支支吾吾地不肯说这是什么地方，因为弟弟妹妹们爱围在身边听她打电话呢，她从来不在他们面前用“孤儿”这个词。
我想起那个星期天的早上，路路孤零零地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小雨的情景。这些日子里，儿童村的集体生活给路路带来了无穷的欢乐，我能把那个乐园叫作孤儿村吗？
谁能说独生子女就不“独”，谁又能说孤儿就很“孤”呢？
路路说，她幻想着有那么一天，全中国的独生子女和“国家孩子”都成了兄弟姐妹，大家情同手足，唱着“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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