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卓文君的真挚爱情故事

大家知道，古代中国是封建社会。这种社会，若和中世纪的欧洲相比较，虽有其共同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宗法等级制。这种宗法等级制反映在两性关系方面，就是男尊女卑，这种情况，以后更严重。在儒家伦理思想的支配下，妇女完全沦于附庸的地位，缺乏独立人格，甚至有些人连名字都没有，而被称作“张氏”或“李氏”，或冠以夫姓，称作“王门张氏”或“王张氏”。她们既没有选择丈夫的自由，当然就更谈不上享有平等爱情的权利了。汉、唐时期的情况虽稍好一些，但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那样的爱情，也毕竟是凤毛麟角，而更多的则是《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悲剧。如果说，这些文学作品是从侧面反映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憧憬，那么，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则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真正的颂扬。

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成都人，生活于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长于作赋，他的名篇《子虚赋》、《上林赋》与《大人赋》等，《史记》、《汉书》都予以全文收录。他原事景帝，为武骑常侍，从上狩猎，非其所好，乃从梁孝王游，著《子虚》之赋。后梁孝王死，乃归成都。武帝即位，读《子虚》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后经人介绍，才知此人尚在，乃召之，并以为郎。后又通使邛（qióng）、筰（zuó）（当时西南少数民族所建国名，在今四川西昌一带），定西南夷有功，“天子大悦”，后以病卒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北）。他和卓文君的故事发生在梁孝王死后，他返回成都居闲的时候，据史载，他“家贫，无以自业”。临邛（在今四川邛崃县境）令王吉素与相如友善，敬其才，遇之甚厚。这时，临邛有个富豪叫卓王孙，听说县令来了贵客，乃具召而宴之。酒兴正浓，临邛令上前献琴，说：“听说长卿善鼓琴，何不奏上一曲，以助雅兴呢？”相如谦辞之后，就奏了两曲。这时，卓王孙有个女儿叫文君，新寡，喜好音乐。于是，相如就表面上看来是在尊重县令的请求，以答其雅意，而实际上却寄情思于琴声去打动文君。相如来到临邛，既车骑雍容，仪态闲雅，而今又乘兴鼓琴，柔婉动人，所以，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想有所表示，又怕不当，故而只好将倾慕暂埋心底。而相如也颇心领神会，于是，酒宴散后便使人重赐文君侍者，以通殷勤。文君遂“夜亡（逃）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不过，回到成都以后，卓王孙一听说女儿私奔相如，非常恼火，说：“这闺女太不成器，我虽不忍杀她，但我一分钱也不给她！”亲戚无论怎样解劝，他也不听。这时，文君对相如说：“这样下去，怎么能行？还不如去到临邛，向叔伯兄弟们借几个钱来维持生计的好，何必一定要过这样的苦日子呢？”于是，相如就和文君一同回到临邛，卖掉所有的车马，开了一个小酒店，让文君应酬门市，自己则穿着下等人的“牛鼻裤”，和杂工们一起劳作，在店里洗刷酒具。卓王孙听说，觉得脸上很不光彩，甚至不愿出门见人。叔伯兄弟们便劝他说：“文君既已许身于相如，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也就只好如此了吧。况相如虽穷且不愿做官，但论人才，也还是可以依仗的，而且又是县令的上宾，何必一定要同他过不去呢？”卓王孙不得已，就分给了文君一百奴仆和百万贯钱以及出嫁时的衣物等等。文君乃又与相如返回成都，置买了田宅，过着富裕而美满的生活。(www.xing528.com)

这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一段爱情故事。这个故事，现在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出奇，但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也一定会是一件轰动性的大新闻。卓文君的那种不慕富贵而执著追求爱情自由的精神，以及她那种敢于同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决心，一定使当时的一些大人先生们目瞪口呆，而使我们现代人听了，都会为之喝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