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茫茫的草地上，受伤掉队的红军战士在十分艰难而顽强地向北方追赶着队伍；在苏区的深山密林中，红色游击队员不顾饥饿、寒冷和伤痛的威胁，在勇敢而机智地打击着敌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里，党的地下工作者含辛茹苦，坚强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些就是我们在青年作家王愿坚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中经常见到的生活画面。他所描写的人物，不论是普通的革命战士或是从这些人中间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都有着一种鲜明的性格，一个美丽的灵魂。他们强有力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使读者为之惊羡、感奋，并且从他们身上汲取着无限的精神力量。
《后代》是这位作家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如果拿这个集子跟他的前一个短篇小说集《党费》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对自己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得更深、更广了，并且适应着这一发展的要求，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从《后代》里的十一个短篇看来，作者似乎是力图从总体上展现出我们时代的英雄的全部精神面貌和道德面貌，展现出他们那明朗、丰富、复杂的性格，使他们真正成为值得我国青年一代效法的艺术形象。可以说，作者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后代》里的十几个主要人物，除极个别的而外，不但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也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不但有着出类拔萃的一面，也有着平易近人的一面。美丽，然而朴素；崇高，然而亲近；平凡，然而伟大——王愿坚笔下的人物给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这样的。
也许，有人会怀疑：像这样的英雄，总该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吧？其实不然。翻开这些人物的历史，原来他们全都是出身于劳苦大众的最底层，而且在他们成为这样的英雄之前，也许是一两个月，也许是一两年，还是被地主当成牛马一样役使的佃农或长工。这些人，是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之中，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最迫切地需要革命，因此，党在哪里、革命斗争在哪里，他们也就不顾一切地奔向哪里，《支队政委》中的胡志得，《赶队》中的小何，就是这样的典型。胡志得的一家人全被地主坑杀了，党和革命队伍成了他唯一的“家”。他在长征途中负了伤，组织上把他“寄留”在新区的老百姓家里，但为了寻找党的关系和不连累群众，他居然用四肢爬行的办法回到了老苏区。跟着游击支队上山后，他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建立党团的组织，之后，他就不顾伤势的恶化，跟游击队员们一起风餐露宿，东西奔袭，并且用几倍于平常人的精力紧张地工作着，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内仍然坚持着把党的工作交代完毕。小何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在母亲被白鬼子杀害后逃出来，参加了革命。红军长征时，她跟普通战士一样昼夜行军，而且还照顾着好些伤员；为了伤员不挨饿，她甚至煮皮带当饭吃。这两个形象体现了革命战士的自觉性与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的结合，而这种结合甚至能使最普通最平凡的人燃烧着无穷尽的生命力，并在最艰难的时刻里或是在个人悲剧命运到来的时候，表现出无比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这一点，不仅胡志得和小何如此，其余短篇中的人物，如《三人行》中的连指导员王吉文、《村野的火星》中的彭绍明等，也都如此，尽管他们采取了不同的表现样式。
但我们的战士绝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人。他们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中不得不忍受各种恶劣条件的摧残，因而习惯地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态度对待自己，这正是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是革命者可贵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在他们那对同志的高度阶级友爱精神的映衬下，益发增添了它的光辉。例如前面提过的王吉文，他的胸口已经负了伤，却不顾自身的疼痛，在路滑难行的草地上背着通讯员小周追赶队伍。后来，他们在中途遇见了另一个因伤掉队的战士黄元庆。黄元庆认为自己已经“革命到底”了，不愿随他们走，以免拖累他们。正在这为难之际，师长（他也是一人带着三个伤病员）来了，命令王吉文把黄元庆也背走。王吉文开始感到茫然，但他一想起师长那痛苦、焦灼的眼神，立刻想出一个绝妙的方法：背一个走一段路，再回来背第二个。后来，王吉文到底因体力不支吐血晕倒了，但这时的小周和黄元庆却跟他倒换了一下位置，把他放在一块油布上，匍匐着，拖着他前进了。
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它使我们的战士全身都辐射出神奇的、无比坚强的力量。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但这种人道主义高出于历史上一切阶级的人道主义，并和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战斗队伍里才能出现这样的人：他们能够从别人身上看出自己舍身以赴的那个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把理想看得比个人生命更重要，因而能为别人承担一切痛苦，甚至心甘如饴地牺牲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人性，正是这种人性，把资产阶级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人性”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在《亲人》里，作者描写了一个姓曾的司令员认一位烈属老人作父亲的故事。曾司令员的父亲早在二十多年前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苏区时遇害了，但现在他突然接到一封“父亲”的来信，这是一个失却儿子多年的老人（他真正的儿子是在长征途中牺牲的）怀着万一的希望写给他的。这件事难煞了曾司令员，他不愿使这位悲伤的老人遭受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于是在极端复杂的心情中，在给老人的回信上写下了“父亲大人”四个字。故事情节就这样演进下去。老人终于探望“儿子”来了。尽管曾司令员在会面之前苦思苦想地编好了一套安慰老人的话（他以为老人一定会看出破绽来的），但当他看到了老人那矮小瘦弱的身躯和那斑白的头发时，不禁想起了在长征途中为了他而牺牲自己的那个战友，于是蹲在老人身旁，低声地叫了一声“爹”。接着小说中描写了曾司令员在老人提起往事时，由于不得不掩饰自己的谎言而产生的那种局促不安的心情；描写了他像一个真正儿子那样对老人的无微不至的体贴与真实的敬重。到小说的最后，这一对从苦难时代走到了今天的两代人，都真正体会到了“久别重逢”的欢乐。
看了这样一段故事，谁能不为它洒下激动和欢乐的泪花呢？这是一个用血和泪、用同志的情谊和骨肉的感情交织成的委婉动人的诗篇。这样的亲人，跟真正的亲人有什么差别呢？的确，像曾司令员这样的人，这个披坚执锐、身经百战、被打断了两条肋骨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的人，应当说是最坚强的人了。在这种人的血管里本来就奔腾着最富于人性的血液啊！他们不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论是在战争或和平的环境里，都在勇敢而顽强地创造着真正的人的生活，同时在创造的过程中自然地展现了他们那崇高美丽的灵魂。这正如作者在他的“后记”中所说，他们不仅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给我们铺成了一条幸福的路，而且留给了我们这后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www.xing528.com)
从以上所说看来，可以说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规定的任务，因为作品中这些最坚强、最富于人性的英雄形象确是发人深思，引人向上，或者如作者所说，“激起了进一步认识这些人的兴趣”。的确，我们从作品中所能认识到的还不止这些。作者还力图向他的同代人——祖国的青年一代证明：我们革命战士的伟大性格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无产阶级的集体战斗里不断锻炼成长的，每一个青年，只要忠于这个集体，只要不脱离这种战斗，就可以养成这种英雄的性格。《歌声》里所描写的老董、老赵和小孙这三个人物便是这样，正当他们在敌人包围中、准备用手榴弹自杀的时候，突然从国境那边传来了嘹亮的歌声，这是苏联哨兵在唱着《国际歌》；于是立刻想到自己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也没有到死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他们去做——全世界无产阶级要求他们继续战斗下去。他们终于把拉出来的弹弦捺进了弹柄，在绝望中重新燃起了战斗的希望，毫不迟疑地决定突围了。
小说中对于人物个性的描写也给予极大的注意。例如胡志得跟小何这两个人物，尽管他们在个人遭遇和在斗争中所遇到的困难的程度大体上相同，但二者的个性并不全然一样。胡志得显得过于严肃，他那颗火热的心是包藏在甚至有几分冷酷的外表里，尤其突出的是他在忍受生理痛苦时所表现出的高度自制力，真使人不禁联想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拉赫密托夫。小何是个热情、直爽的姑娘，纯洁得像一块晶莹玲珑的水晶石，也有几分少女所特具的好强心。他们在个性上的这些差异，是基于性别、年龄、职务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这就充分说明，作者能够深入到自己人物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事件中把它们集中地、典型化地表现出来，因而能创造出真实动人的艺术形象。
必须指出：这种人物个性的表现，不是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共性，而是加强了它，使它变得更加鲜明。就拿胡志得来说，他过于严肃，那是因为他要对党的事业负责，对根据地的群众和整个游击支队负责；他用近乎残酷的方法来治疗自己的伤口，那是因为他要减轻同志们的负担，更好地为党工作。因此，这些表现也就十分自然地突出了他那最坚强、最富于人性的性格，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布尔什维克的高度原则性。所以，这里的个性实际上成了共性的补充和说明，二者既相互联系制约着，又相互印证着，它们是辩证的统一体。
作者描写场面的能力也有了显著的进步。集子里比较靠后的某几个优秀短篇，如《七根火柴》《普通劳动者》等，严格说来，主要的或基本的场面只是一个。要把人物的复杂多样的心情，丰富明朗的性格和美丽崇高的精神面貌，集中在一个场面里表现出来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对作家提炼生活能力的一项考验。在这几篇作品里，王愿坚确实把场面描写得相当精细、准确，不但轮廓分明，色彩调和，而且含义也极其深广，其中人物的种种情态表现得极为自然，就像清泉出谷一样，给人一种明快、清爽的感觉。作者这样做，大概是由于他意识到在较前的某些作品中过于强调故事情节的曲折变化，造成了一些冗赘的描写，因而妨碍了主人公性格的突出的缘故。因此，在他近一年来的几个短篇（《支队政委》是例外）里，故事梗概是不多的。故事梗概既然少了，自然就要求作者更深更广地去开拓人物的内心世界，更多更有效地发挥场面描写的作用，而王愿坚也就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他在《亲人》《普通劳动者》等作品中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这就是一个明证。这是这位青年作家在创作实践上一个可喜的收获。
原载《读书》195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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