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参与文言文教材的编写，已有16年了。老实说，我对教材编写理论知之甚少，所凭借的只是有限的一点教学经验，而这所谓经验，又跟自己的学习经历有关：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是怎么学习的，一旦当了教师往往也就怎么教，这大概是个规律。正因为如此，我想从自己的学习谈起。
我开始学文言文，是在抗日战争前两三年。我是在湘西的山区里长大的。那地方的人们思想守旧，尽管县里办了洋学堂即新式小学，但家长仍要孩子在晚间读几句“子曰”“诗云”。这是名副其实的“教读”，塾师什么也不讲，只逐句领读几遍，接着就练习背诵，背熟一章再“教读”下一章。如此用了四五年时间才读完《大学》《中庸》《论语》和《上孟》。1939年秋，日本鬼子打到长沙，三天两头派飞机来轰炸，学校改为早晚上课，私塾被迫停办。这时我刚进中学，虽然不再读《四书》了，但国文课本里的文言篇目也不少，而且大多要求背诵；所不同的是，教师不仅“教读”，而且解词讲典故说节旨大意，这样背诵起来就容易多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在那10年间大约背诵了4万多字。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很了不起，而跟汉代东方朔7年诵读44万字相比，简直少得可怜，就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也很平常，许多同学都能做到的。
但这点诵读量却给了我很大的好处。
首先是我有了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我在初中时好读清人笔记小说如《池北偶谈》《阅微草堂笔记》之类；到高中除读《史记》《三国志》中的传记部分外，还浏览过《唐宋传奇集》《聊斋志异》等。读的速度也不慢，因为我只求会意，不去搞什么翻译。这得益于我们的塾师和中学教师：前者教我们读出语气，通过语气来品味话的意思；后者教我们根据上下文来揣摩，都只要求心知其意，而不搞“字字落实”的翻译。所以，我们读文言，只把它看作母语的一种特殊形态，跟现代文相比，不过是表达上极其简洁、典雅而已。后来当了老师，研究阅读能力的养成，这才明白是因为长年坚持诵读，有了良好语感的缘故，正如语感好的孩子八九岁便能用口语作文一样。
其次是我学会了用文言写作。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些大学的招生考试作文命题如《为汉文帝答赵佗书》《诸葛亮读书但观大略陶潜读书不求甚解朱熹读书不放一字过论》之类，似乎非用文言写不可。用文言写作，对我们这些从未学过文言词法句法的人按说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但我们练过四五篇后便适应了，觉得跟用白话写作并无显著区别。这看来近乎“奇迹”，其实一点也不奇，因为文言的许多构句方式几乎都有十多个乃至几十个活生生的例子装在我们的脑子里，模仿起来很容易。这是诵读效应的又一个证明。(www.xing528.com)
正因为深深受益于诵读，所以我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格外重视培养学生的诵读习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把诵读放在一切教学活动的首位。大家知道，解放以后古汉语语法进入中学文言教学领域，这是好事，不是坏事，但若做得过了头，就会成为坏事了，在我看来，词性的辨析、虚词的用法、一些特殊句型的模式等，都属于必要的积累，但这些积累若不以诵读为基础，便有落空的危险。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无数初学者的教训所证明了的。原因很简单：所谓语法法则并非语言学家们头脑里的产物，而是从大量语言现象中概括出来的；不熟悉它的具体现象，只记住一两个例子，知识便不能扎根，成了离“皮”之“毛”，一阵轻风就可以刮得无影无踪的。因此，我教文言文的基本方式是一边疏通文意，一边让学生练习背诵，课堂上总是书声琅琅的，用口诵耳听的办法来增强学生的语感；词法句法的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在结束课上略说几句，提醒学生注意。此外，我也给学生提示记诵的方法，这是我的塾师和中学老师所不曾做过的。
说到这里，读者对我的编辑意图可能已经猜到了八九分；如果有兴趣的话，无妨再看看义务制初中语文课本第五、六册文言课文的编写方式，那是我的学习经验和教学经验的集中和概括。简言之，就是要把诵读放到文言文学习的首位上来。
但我还有要说的话。现行初中课本是在特殊的背景下编写的，有些传统的文言名篇被删除了；如果将来能够恢复的话，则初中学生的诵读量可在6000字以上，相当于半部《论语》；高中语文教材正在修订，文言文总量可能比初中多出一倍多。如果篇篇都能熟读背诵的话，则中学六年的总诵读量可在两万字上下，跟我当年差不多了。这个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原载《中学生阅读》（高中版）1996年第12期，原题是《把诵读放到文言文学习的首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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