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语文：张必锟论集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从不曾幻想过创造什么“教学体系”或“教学程式”，然而深信教学是一种艺术，一种值得为之献出毕生精力的艺术。如同导演、演员对剧本要进行再创造一样，教师以教科书为依据也可做出动人的表演。教语文尤其如此。毫不夸张地说，一套语文教材简直抵得上一部小百科全书，它密切地联系着青少年了解周围世界的愿望，更需要用教学的艺术来再现世界丰富多彩而又生动活泼的内容。因此，一个语文教师，不仅应当成为本行的专家，还应当成为粗知其他学科的杂家，他应当具有博览群书的兴趣和不断探求、不断进取的精神，并经常保持着创造的热情，否则他就只能“照本宣科”，把教学搞得毫无生气。三十多年来，我是倾其全力向着这个目标奋进的，虽然至今还远未到达，但回头看看走过的这一段艰苦历程，心中倒也有几分慰藉。

1952年秋，我从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变成了它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我在大学念了六年，前三年念教育系，后三年念中文系，看来似乎很不错了，其实真正念书的时间不过两年多一点。那时正值新旧社会交替，政治活动很多，经常停课，记得最长的一次是最后那年去江西参加土改，竟至九个月不摸书本。因此，弥补自己业务知识的不足，成了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头等大事。我们的学员大多来自老解放区，是带着渴求文化的心情走进学校大门的，决不能让他们失望。这就使这件事更带有紧迫性。从这时候起，我就开始了一边教书一边进修的生活，一直没有间断过，即便是在“十年浩劫”当中。

在工农速成中学那几年，生活是紧张而丰富的。工作时间里，同志们讨论教材教法，查资料，写笔记；下午4点以后跟学员们一道开展课外活动；晚间各人按自己的计划进修业务。因为宿舍12点熄灯，我们还自备蜡烛，总要弄到1点以后才上床。经过三年光景，我们不仅补上了语法、修辞等，而且学完了马列主义夜大学的全部课程。

值得纪念的是1953年。那正是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热潮时期。我听了一些报告，也看了不少文章，总觉得不解渴，还想看点俄文资料。这年暑假，我一天也没休息，成天地学俄语，结果居然勉强地记了三千多个单词，粗通了语法，能看《联共党史》原文了。于是我订了苏联杂志《文学教学法》，每期坚持读几篇，又把苏联学校的《文学教学大纲》译了出来，供组内同志参考。我的俄语学得并不好，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除了看俄文资料外，后来讲到苏联作品时，还可以参考原文，开拓思路，讲语法时，又多了一个供比较的语种，便于扩大眼界。

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开始按文学史顺序讲课。我原以为幼年时读过“四书”，大学里又听过文学史课程，问题不大，哪知临到上讲台，这才发现所知道的不过是文学史的“骨架”而已。于是我决定用“血肉”来丰富它，大量地背诵古代作品，并写下自己的体会。例如讲屈原，课本里只选了两篇，我却把《离骚》《九章》《九歌》全背了下来；讲到司马迁时，把《史记》里的“纪”“世家”“列传”三部分也浏览了一遍。这样，经过两年，大约强记了一千多首诗和近百篇文章。尽管后来遗忘了不少，但需要用的时候稍加复习便可恢复记忆。到现在，我讲古文基本上不用看书，凡要求学生背诵的，我都先背给他们听。

攻文学史的一个副产品是，我把文言虚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我先粗略地看一遍吕叔湘先生的《文言虚词》，接着把课本里的文言虚词连同例句一条一条地抄在小卡片上，大约抄了几千张，经过分析、比较，再参看《助字辨略》《词诠》等书，订正错误后，抄在稿纸上，竟成了厚厚的一本。这种方法很笨拙，我却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既加深了对例句的记忆，又了解了各家的不同看法，因此后来无论教哪个年级，我都能随手举出学生曾经学过的例句。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文言文知识已经达到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应有的水平了，我还想学习《说文》。但那时由于出现了几部新的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我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去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课外阅读。直到1960年才开始补学这一课。我先把《文字蒙求》复习了一遍，一边看一边学写，把该书所收的两千多字写了好几遍，然后有选择地看看《说文》和段玉裁的注释。又大约经过两年，才能用文字学的观点解释大部分常用字的本义。

这样算来，为了弥补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我大约用去了十年光景。但这不是说专业知识的学习就到头了，更不意味着专业以外的东西用不着学习。我从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到：即使大体通晓了本行的业务，也只能算半个行家，那剩下的一半应当属于知识广博的人。语文教材所涉及的知识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一个人用毕生的时间也是学不完的。语文教师不应当画地为牢，局促于尺寸之地，而应有开阔的胸襟，长远的眼光，有勇气做被人讥笑的“杂家”。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劝告文学青年，不要限于学习一个人的作品，也不要一味钻在文学里，而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这话对中学语文教师同样适用：我们也应“博采”。但这不是说什么都要“采”，见书就看也是不好的。“博采”，要有明确的目的：为了出“蜜”。我是努力这样做的，平时心里总装着一整套中学语文教材的篇目和教学中诸如写作、语法之类的材料，就像图书馆里分类排列的书架一样，遇到可用的材料就拿来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如此时间一长，原来空无所有的书架上就会充实起来，变得像个图书馆的样子了，到用的时候自然左右逢源。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久而成学。我相信这个道理：博采之于酿，与记悟之于成学同。(www.xing528.com)

“博采”的要旨是，须先学会“采”，倘若飘飘而过，必将无所得。从研究来说，就是要抓住一个问题（即使是小问题），一直探究下去。例如《祝福》这篇课文，过去课本的注释没有现在这样完备，鲁四老爷书房里那副对联的下半联究竟写着什么就没有注出来。有了问题，我就拼命翻书，终于从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查到了。再翻开《论语》一看，这两句话是作为注文分别在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的下面。于是新问题又产生了：这两句话跟“诗”和“礼”有什么关系？只好求救于哲学，看看《朱子语类》，把“理”和“气”的关系、“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初步弄懂。这仅是小问题，如果问题大些，看的书就更多了。一学期确定几篇课文这样过细地研究一下，是非常有益的。我至今还记得在北大工农速成中学教书那几年，学习空气相当浓，同志们都爱提问题，一个问题出来了，大家都去翻书，然后各人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现在这些人中的好几位都成了北京市的知名教师。我那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丢掉“得一而足”的心理，语文课的备课确实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收获和极大的乐趣。

我那时还养成了一个事事自己动手而不求诸人的习惯。例如有些生僻字总是查了又忘，忘了再查，这使我费去不少时间。但也有好处，例如读历史作品，我总要把古今地名对照起来在脑子里形成一幅“地图”，才感到放心。现在中华地图学社已经出版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拿起一看，便了若指掌。但在五六十年代，一般中学里却很不容易见到这样的地图，连历史教师手里也很少，总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麻烦别人。于是我又想了一个笨办法，就是把全国主要地区的县名、山名、水名全背了下来。尽管随背随忘，毕竟比以前好多了，只要看看注释查查历史地名词典，一幅大致的“地图”就在脑子里显现了。尤其使我感到欣幸的是：“因史及地”还可以转化为“因地及史”，例如记住某个地名后，再看到有关该地的史实，就很容易记住。这是“博采”的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博采”的方法，就是动手写文章。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意思是读书时总要写点什么，如提要、感想、评论等。我把它颠倒过来：用写文章的办法逼自己读书。因为一到写文章的时候，空虚感就来袭击我，于是觉得非读不可。去年我写了《谈设喻》一文（见《语文报》第16期），只有七八百字，就浏览了《论语》《孟子》《庄子》《说苑》四种书。短文尚且如此，长文就更不消说了。这情形，可以用“读书一写文一再读书”这个循环公式来表述，每循环一次，我的知识面也随着扩大一点。

附带说一下，我所说的“文章”是广义的，讲义、总结、随笔之类都包括在内，也有不需要看书的。我写文章，主要是为了教学，为了给学生示范。我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在校内“发表”的，仅作文评改一项就大约写了四五十万字，此外如话剧、朗诵诗、快板、板报稿、歌词等也无所不写。我不怕向学生“献丑”，而且欢迎他们“讥弹其文”。这样做大有好处，既可使自己的笔不至生锈，又密切了师生关系。

当然，“博采”不等于“闭门读书”，掉在书堆里，容易变得迂腐，对教学是不利的。因此，我也很注意外出旅游、访友、参观、开会、听课等。每外出一次，都要“采”一点对教学有用的东西。这些事情，用不着赘述。

回顾这31年所走过的道路，我只能说自己并没有完全虚度时光。尽管我努力地学习，我的“专”“杂”仍有限得很。如果把这两个方面加起来算半个行家，我就很满意了。我要感谢我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范治学先生和英语老师安立德（James A.Elliot）先生。他们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刻苦而有计划地学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在默默地效法他们。1979年以前，我最少教两个班，还兼任教研组长，又经常指导、参加学生的文艺演出，但我尽力把工作安排好，争取有效地利用时间。例如全学期的课一定在开学前后备出一个眉目，作文总是一收上来就改，第二天就发给学生。因此，我平时的学习计划一般都能完成。

我是个历史的幸运儿，我为自己选择了语文教师这样一个终身职业而自豪。我要重复地说，教语文是一种艺术，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再创造”。自由王国是无穷尽的，我眼前的道路还很长远。我今年55岁了，但还要学习，因为一旦停止学习，教学艺术的生命就会像树木停止吸收养料一样而枯萎下去，思想就会僵化。这，也许是我们一代教师的共同心愿？让我们携手并进吧！

原载《语文教学通讯》198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