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与书体的关系：理解混淆、发展历程及关键作用

字体和书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们往往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两个概念属于不同的范畴：字体是历史的、时代的；书体是个人的、风格的。书法教学必须区分，书法教学用书必须体现。

字体是汉字演变历史的标识。从殷商甲骨文至今，经历了甲骨文、大篆（金文）、小篆（时间在秦以前，统称为三代文字，或以篆书名统之）、隶书、草书（章草和今草）、楷书、行书几个不同的阶段，简称为篆、隶、草、楷、行。这些字体，到汉末已基本定型，虽时过字异，但代有所传，绵延不绝，传承至今。我国的汉字，总体上说，经历了文字由少到多、趋势由繁到简、形态从象形到符号、笔画由曲到直、功用由实用到艺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每一次变革，都有明确的记载。历史地看，字体演变最关键的一环，是从小篆到隶书的变化，确定了汉字今天的基本形态，并历经两千多年未有改变。

文字由少到多。从现已发掘的15万片以上的甲骨中，发现甲骨文4500余字，能够正确识读的1500字左右。但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成熟汉字系统，是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许多朝代的古人没有见过甲骨文，所见最早的字体是大篆。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记载：“昔周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1]阅读这段文字可知，殷商甲骨文之后，周史籀作《大篆》十五篇，通常认为，史籀是大篆的创造者。此后国异字殊，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李斯奏请同文，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都是用小篆写成的。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省改”的结果。所以，人们认为秦丞相李斯是小篆的创造者。而秦狱吏程邈在狱中用十年的时间对小篆增益损减，演化成隶书，即今天所说的秦隶。以上所说的著作都已亡佚，今天难得看到了，但字体演变的轨迹十分清晰。至汉许慎作《说文解字》，以小篆为正体，以隶书解之，共收字9353个。南朝梁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玉篇》，唐人代封演《闻见记》载其收字16917个。因其书已残，唐人孙强整理后有所增加，故现存本为22561字。宋仁宗令丁度等人重修的《集韵》，号称收字53525个，今统计实为32381个，已属浩繁。至清康熙年间张玉书等人编写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1915年陆费逵等人编写的《中华大字典》，收字48641个。而当代徐中舒先生等编写的《汉语大字典》，收字达54678个，是有史以来收字最多、最全的。

汉字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因为简更便于书写和记忆。从古至今，简化字总体走了一条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子。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在使用文字时，因书写的便利而省减笔画、改变形态、同音相化等，始时称为俗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错别字，民间的写法、用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最终被官方采用，认定为正字、标准字了。1930年，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八九百年间民间流行的俗字1600多个，都是民间的简化字。正如五四以来最先提倡简化字的钱玄同先生所说：从甲骨、彝器、《说文》以来，时时发现笔画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它的笔画减省。殷周之古体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章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今草）；汉隶的体势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又减省楷书，参取行草，变成一种简体（即所谓“破体”“俗体”“小写”）。这都是最显著的减省笔画。而篆与篆，隶与隶，草与草，简体与简体，其中尚有繁简之不同。总而言之，汉字的字体，在数千年中是时时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体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向着简单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2]

至于汉字的形态，最初是以象形为基础的。仓颉造字只是传说，他也许是文字整理的一个集大成者，但“观鸟兽蹄迒之迹”而作书契的造字原理，是与汉字的形态吻合、一致的，是汉字起源的真实反映和描述。这种象形字加上另外的象形字，成为会意字；象形字加上指事符号，成为指事字；象形字表意，加上表音的字，成为形声字。而假借、转注是对这些已造之字的再利用和开发。这种象形基础，决定了汉字的基本形态。随着文字的演进，象形的状态越来越抽象和符号化，以至原本描摹事物形态的笔画，变成了今天文字的笔画、符号的笔画。如果说小篆还或多或少存有象形的痕迹、态度，那么，到了隶书，从象形到符号的演变进程就已经完结了。所以，今天的汉字是符号化了的。即便如此，在每个字的结构中，仍然保留着汉字许许多多的原始形态或要素。当我们从今天的汉字回溯历史时，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形象的基因。

在汉字的演变历史中，隶书是最紧要、最关键的一环。形态变化的原因，是笔画的由曲变直。世间的所有事物，唯用曲直，便可见尽。但隶书取消了所有的曲笔，变曲为直，以直代曲，从而彻底符号化了。至于从隶书到楷书的变化，把隶书中的那一点波磔也取消了。在汉代，隶楷本是不分的，今天所言之隶，即为当时之楷。楷的本义是模范、法式，用于文字，则如人之端严，如法之公正。在此基础上，刘德升创造了行书，也称行狎书。行狎即今天所说的签名，因书写便利而成为个性化书写色彩最浓的字体。唐人韦续作《墨薮》，论列五十六种书，其中第四十六种说：“行书者，正之小伪也，钟繇谓之行狎书。”^[3]所谓正之小伪，就是指与楷书的区别，是在楷书的基础上有了小而不正的变化。(www.xing528.com)

隶书的另一种演变形态是草书，最初仅仅是为了写得快速，后来则形成了汉字艺术化、抒情化、人格化的汉字书法代表性字体。东汉赵壹作《非草书》，是现今所能见到的关于草书的最早论述了。在章草已行、张芝兴今草之创的当时，他是给草书挑毛病的，客观上说出了草书之兴的理由，亦没能阻挡今草发展的大势。他说：“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功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趣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繁，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这一段说的是草书古无根基，今非圣业，形非常仪，但也说出了草书是在什么背景、情况下产生的以及产生的过程、方式和目的。临事从宜，是直接服务于生活需要的字体。继而赵壹又说道：“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徒善字既不达于政，而拙亦无损于治。”^[4]在赵壹看来，草书仅仅是一种书写技艺，从民间到朝廷，从饱学之士到日常应用，都是好坏无所谓的事，写得好，对施政不会有所帮助，写得不好，也不会对政务管理有什么不利。从正统儒学的角度及文字书写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赵壹对草书采取了不足为道和可有可无的否定态度。而从字体演变的角度，从书写技艺的角度，从书法艺术品格的角度看，草书开创了书法、字体演变的别一条路径，从实用到艺术，从传达到表现，从服务于社会、政治、生活到自我情感的抒发。作为艺术，草书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因为从一开始，草书似乎就与功利无关。

至于字体演变的社会机制，是始终围绕着致用展开的。传达信息之用，简易便捷之用，以至于抒发性灵的艺术之用。这种社会机制，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程度的痕迹。当毛笔的书写被钢笔代替，被无笔无纸的计算机键盘代替，当书写被指尖的敲击代替，字体和书写、书法，因此带上了遗产的性质，而学习和继承、弘扬，旨在从艺术的角度凸显文化的意义了。

当代篆刻家甘海民刻“张振忠印”“晋韵流风”

其实字体的演变，自始至终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物质材料和书写载体相辅相成。书写需要适应条件，字体也因此发生变化。在甲骨作为载体的时代，刀刻淹没了书写。在迄今发现的15万多片甲骨中，有70多片是书写而未刻的，有的朱红，有的黑紫，书写的形态韵致，精美纤巧，与刻辞有很大的不同。但绝大多数甲骨卜辞，很可能是直接刻上去的。中国汉字的书写，因此刀笔相通，并在书写的一脉之外，发展成了篆刻的一脉。甲骨的刀刻，青铜器上錾刻，摩崖、石碑上的石刻，被今天的篆刻继承了下来，而在甲骨、碑石上的书丹，在竹简、木牍、布帛、纸张上的书写，发展成了今天的书法。从这个角度说，书法与篆刻是孪生的。

对于同一种字体，不同人书写，会形成不同的风格特点，这就是书体。在书法教学中，在书法教学用书的编写中，字体是比书体重要得多的内容。我们看到的11种教学用书，在这方面又体现得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