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教学论：师道的重要性

从师学艺，本自平常。教者有所教，学者有所学，亦不需要多言。但教学之中的倾向取舍，却必须符合教育规律。清人张树侯在《书法真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仿佛针对的就是今天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是这样说的：

今之习字，通弊有二：学者，好为舍己以从人；教者，又每强人之从己。初学知识未开，罔知别择，原无足怪，而教者不应戕学子之性灵，妄自神圣也。无论教者所造未必神圣也，即神圣矣，与其使我之外，复增一我，何若使圣之外，更增一圣也。况教者出于性灵，学者得之标榜，即使步亦步，趋亦趋，亦万不能逮其师也，必也。吾谓教人者，但当因学子笔之姿，为之多其标本，且与学者商榷，半令自为主张，教者不过做识途之老马，俾勿入于坎窞、陷于荆棘足矣。令其自为别择，从其心之所好，自尔事半功倍。^[29]

这里说的弊，其实只是一件事：学生学老师，老师让学生学自己。在当下的书法教学中时有所见。这种弊端出现的原因自然在于教者，所以张树侯讲了一番让学生自为别择的道理。这里涉及了一个教学中的普遍性问题，就是学生跟老师学习什么，怎么选择门路。进了师门，不一定与老师亦步亦趋。老师学王羲之，学生也必要学王羲之；先生写《散氏盘》，学生也一定要写《散氏盘》。最最忌讳的是学成老师的模样、体势。那怎么学呢？“吾师道也。” 韩愈在《师说》中把这一番道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教师和学生都是耳熟能详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个道，是书法的技巧、技艺、规律，绝不是老师的体势模样。即便如此，由于老师教学理路、示范举例的引导，由于学生耳濡目染，浸润其间，学生总难免有老师的痕迹，但师道不师人，是师道的第一理要。

师道的第二层要义是学艺先学“做”人。我们在前面引用过明人费瀛说的话：“学书自作人始，作人自正心使，未有心不正而能工书者。”所以，学做人成为学书师道的一个前提。书学师道，绝非仅限于为书之道，更重要的恰是为人之道。老师也可能不专门去讲如何“做”人，但师者的思想境界、言行举止、为人处世、气节风骨，无不时时影响学生。古时入师门，像家里人一样，吃住学做，几乎总在师父身边，所以，有什么样的师父一定有什么样的徒弟。这不仅是就技艺而言的，更是就为人而言的。清人杨大瓢在《大瓢偶笔》中说：学书小技也，而必言正心诚意，似近迂腐。不知肘悬指实之后，若心不正，必有欹斜佻达之态；意不诚，则涣散粗浮而无着，不能意在笔先，势且中离，必至参差牵滞，不能气足神完，曲尽一笔之致。此余实从心画中体验得来，故曰：小技也与大道合。^[30]“心画”是汉代扬雄语。他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写字虽为心画，是书写的墨迹，但从这些墨迹中，可以见出人品人格，或君子、或小人，无以潜形。这是从书迹反观于人。而从学习中反观过程，则是“小技也与大道合”。学书虽小技，但只有与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圣贤之道相合，才能展示书法的风采，做到气足神完。这个过程，师道比学艺似乎更加重要。学习过程中，师就在眼前，言行举止，学问精神，足资借鉴。所以，书不可以与师亦步亦趋，画成一副模样，但做人则需学效。说为师者，必须为人师表，正是由此而言。或曰师之为人不可学，那是师的问题，是学生选错了老师，与理不悖。(https://www.xing528.com)

师道的第三层要义是转益多师。转益多师是师道不师人的题中之意，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师有道。这里所说的师，指的是学习，指的是博采众家之长，不是改换门庭换了师父，拜别人为师。清人杨宾（即杨大瓢）《大瓢偶笔》中举了两个人的例子：“古来书家类无常师，如逸少本师卫夫人，然过江见李斯、曹喜、钟繇、梁鹄、蔡邕、张昶等碑，书始大进，则李、曹、钟、梁、蔡、张皆其师也。谓之曰专师卫夫人，不可也。羲之随卫夫人学书，是所拜之师，而过江所见诸碑，是师法之师，正是博采众家之义。又言米襄阳本学沈传师、颜清臣、柳诚悬，然又学欧阳信本、禇登善、段季展、羊欣、师宜官与王氏父子，则欧、禇、段、师、王、羊皆其师矣。不得专以颜、柳为米之师也。”^[31]沈传师与颜、柳、欧、褚都是唐代书家，北宋朱长文《续书断》把沈与欧、虞、禇、柳并列为妙品。段季展也是唐人，米芾在《群玉堂帖》中自言书学其人；羊欣是王献之的外甥，师宜官是东汉的书法家。米芾所师的众人，无一是宋人，故其所师，均指笔法而言。所以，转益多师不是指换个师父，改换门庭，而是指从多家取法。

师道的最后一层要义是倡导书法精神。敬、悟、合、美是书法精神，是从书法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就书法学习而言，还有许多精神财富，需认真去学习、把握。如传承精神：代有所长，下笔有由，但中国书法的文化品格没有改变；如刻苦精神：所有的技艺性学习和能力提高，非刻苦钻研、持之以恒不能奏效，就是要反复实践，笔不离手，熟而生巧，下笨功夫；如时代精神：法自古人来，书为今时用，体现时代的风气、时尚，符合时代追求和价值取向，为时代服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