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教学：掌握碑拓的重要性与技巧

启功先生是大家熟悉和喜爱的当代书法家，但先生从来不称自己是书法家，而是自称为“教师”“教书匠”。启功先生于书法、绘画、诗词诸艺之外，尤擅文物书画鉴定。1983年，启功先生到日本东京参加现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书画展，在鸠居堂购得一个小铜骆驼镇纸，遂名斋号为“小铜驼馆”。他在《小铜驼铭》中说：“镇纸小铜骆驼，数年朝夕摩挲。静伏金光满室，助吾含笑高歌。小铜骆驼，购于日本鸠居堂已数年矣。日伏纸上，助我学书。因颜斗室曰：小铜驼馆。驼原作古青铜色，青绿斑斓似出土物。日夕持以压纸，其锈渐失，遂露黄铜本色。时日愈久，铜肤愈显光泽。今已可比真金矣。辛未酷暑，坚净翁识。时年周七十又九。”清室后人，当代鸿儒，把一个小铜骆驼说得如此非凡贵重，惹人喜爱。有人说，那个小铜驼也就几十年的东西，不是古物；有人说，启功先生把这样一件平常之物说得如此不平常，恰恰是平常心。不一而足。说明什么呢？书家好古弄器，恰恰是心性修养的一种表现。

文房的器物，到了明清时期，成为文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器具，是摆设，是玩物，更是一种情趣寄托、品格写照。在明人列出的文房清供中，笔墨纸砚之外，从古琴、盆景、香炉、彝器到笔筒、笔山，水盂、笔洗，多达四十余种。

在我国传统价值观中，许多器物都是带有人文色彩的，即物的人化。最经典的认识是成己成物，物以载道。人们根据自己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创造了各种器物，又用这些器物载道、传道、达道。在文房器物中，这种价值观表现得十分突出。无论是笔杆、墨铭、纸笺、砚铭还是水盂、笔洗、笔筒、印章、印盒、碑帖，都是一种理念的产物。如瓷器文房：官窑器庄重、高雅、有贵气；民窑精品大气、清雅、有文气；一般普品多用民俗寓意，以俗为雅，亲切流便，有福气。因此，无论是雕龙画凤、山水名物还是素朴无文，以物寓意，都寄托着创作者的理念。这些器物一旦摆上了文人的案头，成为书家的实用工具和摆设，便投射了书家的寄托、情趣、追求和价值观。

文人好古，自古亦然。当一个书家欣赏、摆放、把玩和使用一件古物时，便意味着与古人的直接对话。正是这样的耳濡目染，润泽了后人的心性，从而使书家下笔时更能深切地理解古人书写的情境和心境。对于搞文化艺术的人而言，接触古器物是一门必须学习的大功课。沙孟海先生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就开过古器物学的课程。今天的书家和书法教育工作者，对这一门课程已经生疏了。

在识器的过程中，有一种器物对于书法教学十分重要，即碑拓。我们现在学习的金文、汉碑，都是錾金刻石的拓本。王羲之《兰亭序》及一些书札，都是唐人的摹本，即双钩加墨本，也称为影本、响拓。古代的碑刻、摩崖石刻以及出土的墓志，都是把字直接写到石上，然后镌刻的，这些作品的拓片通称为碑拓。而那些纸本的墨迹通常称为帖。到了后来，由于文化传承和书法学习的需要，一些纸本集中起来，也上石刻版、拓印装池，于是便有了刻帖。最早的是宋淳化年间的《淳化阁帖》，之后又有《太清楼帖》《大观帖》《停云馆帖》等众多的刻帖。这些从刻石上拓下来的所有碑帖，都称为拓片、拓本。而捶拓的历史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唐人窦臮在《述书赋》中记载说，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今见打本三体经四纸，石既寻毁，其本最稀。在敦煌的藏经洞中，也发现了拓本的实物。(www.xing528.com)

墨铭

淳化阁帖

碑拓是古代书法墨迹传承的重要形式、手段和载体，许多文字碑刻已经损毁湮没了，但由于世传拓本，便成为有迹可循、有文可证的重要历史文献。大家熟知的《张黑女墓志》，就是何绍基在市肆上得到的墨拓孤本，原刻不见，其他拓本亦不曾见，其价值珍贵，可见一斑。因此，书法教师不仅应该有拓本研究、鉴识的基本常识，知文鉴拓，还应通过拓本的比较研究，得见书法史的发展过程和演化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