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纪录片研究：叙述转向与影像历史

纪录片书写历史，同时也承载着时代赋予它的力与痛。走过了30多年历程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如何运用声光电画记录时代变迁是众多研究者目光的聚集之处。纪录片的电视时代开端于1970年代末，当时中国正处于现代性诉求的断裂期，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也处于变革或重塑阶段，希望与焦躁并在，而这种活跃和多变为中国纪录片的高产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语境。纪录片直接地记录着社会现实发生的突变，它所具有的其它任何一种影像形式无法代替的史料价值正是它最宝贵的特性。技术革新、意识形态的发展、西方先进经验的吸纳等都是中国纪录片轨迹变迁的推动力与关键性因素。

1977~1991年是电视纪录片发展的黄金时期，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中国现代性诉求重新开启的阶段。在本书的研究框架中，1977~1979年作为纪录片史中的“前三年”，既包含了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革命遗产的继承，也预示着现代化在1980年代的基本走向。当电视纪录片接替纪录电影成为塑造民族形象的重要载体后，主体性的确立是一系列电视纪录片最重要的叙述主题，也是本书叙述的主线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提倡的以普通百姓作为影片主角的做法在中国“十七年”电影和纪录电影中得到了高度的响应。这种响应的最终结果便是大众媒介的“询唤”功能即把工农阶层塑造成国家主人公的主体性认同实现，而这个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感在1980年代被再次召唤能够通过电视纪录片实现也得益于“十七年”电影和纪录片所奠定的群众基础。纪录片以影像的形式记录了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在政治性与艺术性标准的形塑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准则持续影响着1980年代的纪录片生产。在这一时期，纪录片经历着从宏观叙述到微观叙述的美学转向，1990年代学界和业界对纪录片真实属性和纪实美学风格等一系列探讨的源头都可追溯到1980年代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www.xing528.com)

尽管1990年代不是本书叙述的重点，但在尾声部分中，笔者仍期望从新纪录运动的开端、纪录片界对于纪录片观念发生的转变以及制度化的形成中找寻到中国独立纪录精神的源头。1990年吴文光结束了《流浪北京》的拍摄工作，次年《天安门》剧组杀青。在同一年，《望长城》也结束了与日本电视台的合作拍摄活动，进入到大众媒介的播放平台中。在传统纪录片史的叙述中，《望长城》的主创者通过与日本电视台的合作拍摄汲取了大量关于同期声和实景拍摄的制作理念，并由此成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地位。这当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这样的叙述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天安门》的纪实理念对《望长城》的巨大影响。与《天安门》和《京城散记》这两部讲述北京城历史和现状的纪录片不同的是，《望长城》收获了体制内超乎寻常的一致赞誉。然而在纪录片创作者甚至是从整个中国纪录片的拍摄环境看来，它的意义绝非仅仅停留于此。在《望长城》中广泛采用的“原生态”拍摄、长镜头跟拍和让被拍摄对象在镜头面前说话的做法首次获得了整个体制对于“纪实”理念的认同，而更为重要的是它承接并拓展了政治性与艺术性这种标准的内涵，开创出两种“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