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运河》的预演：知识群体的意见平台

单从媒介环境上说，处于晚清之后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之中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社会情境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媒介变化就大为不同。当赵月枝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通过电视推进民主精英思想的过程时，笔者能够联想到的正是从电视纪录片——这个年代最重要的文化产品开始，知识分子对社会议题的主张并没有通过所谓的“知识公众”这个中介，而是开始经过大众传媒这个平民色彩浓厚的中介平台直接到达普通民众。当民众通过“观看电视”这个方式形成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时，民众与知识精英之间由于对社会议题的共同关注而联结在电视纪录片中，从当年《话说运河》的拍摄过程中观众的积极参与便可见一斑，而此时大众媒介相对宽松的制作环境带来的电视业的快速发展，也为知识分子参与纪录片创作创造了必要条件。那么知识分子的主张又是如何？在上一章中，笔者认为大型纪录片《话说运河》中大量的作家、学者等知识分子参与片子的创作并走进演播室，参与当时热门的社会议题即运河治理和“南水北调”工程的讨论，开启了知识分子参与纪录片创作的开端。

《话说运河》的最后一回《感谢》中概括性地介绍了北京广播学院为《话说运河》创办的专题研讨会，其间，包括学者、作家和广电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的看法颇具代表性：

任何文学艺术、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批判作用。所谓批判作用就是扫清前进作用中的障碍，凡是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凡是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切事物都在我们的批评之中。在这方面我觉得《话说运河》比《话说长江》更加自觉、更加有力、更加清楚，也可以说在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主观表达能力方面，这部作品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这并不代表（《话说运河》）每一集都超越“长江”。从开拍到现在的二十几集（来看），我认为有点参差不齐，比如解说词和镜头表达，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自然、生活化，生活化本身是最有力的征服人们的手段。

著名作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用乡情来谈，（这部片子）比较全面、深沉地表现运河，不是单纯的自然风光、山河壮丽的风光片、旅游片，而是深入运河的历史和现状，深入运河人的生活和喜怒哀乐的。(www.xing528.com)

从冯牧和袁鹰两位作家的观点来看，可以解读出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这种政治性的讨论之所以会出现在《话说运河》而不是《话说长江》中并不仅仅是由于大量的知识分子群体参与到它的创作，包括在演播室接受采访和撰写解说词的多元化参与形式，而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开始将自己的主体意识带入片子创作和后续讨论中。如果说《话说长江》的创作邀请了一些作家甚至包括作曲家专门为片子量身定做解说词和主题曲的做法仅仅停留在增强作品文学色彩的层面，那么《话说运河》毫无疑问地具备了“批判性” 要素并使得作家和学者能够通过电视纪录片这个形式获取与大众直接沟通的平台。正是因为这个“批判性”要素的存在，冯牧才认为“《话说运河》比《话说长江》更加自觉、更加有力、更加清楚，也可以说在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主观表达能力方面，这部作品有了一定的进展”。

其次，对于纪录片艺术特性的强调随着1980年代中期“话说系列”的播出而逐渐凸显。不论是冯牧口中“自然、生活化”地展现运河还是袁鹰从乡情的角度来评价《话说运河》，为了实现“征服人们”的目标而追求艺术性才是当时电视纪录片追求的最终目标，持有相同观点的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田本相认为：“《话说运河》比《话说长江》的文化艺术性更强，这点对于电视创作来说是一个进步”。电影评论家王云缦认为，《话说运河》这个电视纪录片作为一个同行的探索是一部通俗史而不是文化史，它是从历史的角度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话说运河》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散文作家韩少华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这样的文学作品已经离开了新闻样式而进入到了艺术品的范畴中。这些学者、作家的观点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只有将政治性的内容加以美学化的包装才能更好地实现政治目的。文艺评论家顾骧则从《话说运河》宣扬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点出发，认为这部片子有着浓烈、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是通过画面、镜头、作家解说词和主持人介绍给予观众视觉、听觉体验的，如同运河背后流淌着的爱国主义感情。

从冯牧的讲话中可以得知这次研讨会召开时，这部纪录片仍然没有播出完，而这样一边播出一边研讨的情形在电视业的发展进程中并不多见。这些批评家的适时意见都毫无例外地表明《话说运河》俨然已经成为联系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体和百姓民意的一个重要纽带。随着1980年代中期“话说系列”的播出，对于电视纪录片艺术性的强调不断通过电影评论家、作家和学者的研究凸显，这些知识实践无疑为后面作品的制作模式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因此笔者在这里更愿意将《话说运河》看作是知识群体通过电视纪录片表达主张的一次预演。

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学术著作、文学作品以及纪录片在内的文化产品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将其观点传播到民众之间形成阅读和观看效应。对于纪录片观众而言，由于电视的存在形成了一个观看的群体，并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了民族国家共同体事务的管理之中。这种别开生面的荧幕旅行既使观众“游览”了祖国山河，又使观众形成了对“祖国”的主体性认知。对于既是纪录片创作者同时又是观众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主体意识又是怎样通过电视纪录片得以实现是本章所关注的最主要问题。知识分子群体在电视纪录片中的观点表述一方面为1980年代的社会改革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依据，如“扫清前进作用中的障碍，凡是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凡是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切事物都在我们的批评之中”，另一方面这些关于历史、文化的陈述成为当时最为普遍的社会共识并且为大众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密互动创造了联系国家与民众的重要通道。《话说运河》首次在节目尚未结束时邀请知识分子参加专题研讨会的行为不仅仅将这些知识精英的意见带入“运河”的制作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当时的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和主管领导们开始认识到知识分子群体的介入能够为电视纪录片增加思想内涵，这样的认识造成的结果便是介绍祖国风光和历史地理的“电视连续节目”不仅仅是“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更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通过大众媒介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