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会用“浪漫”“激情”“理想主义”“热诚”“集体主义”等词语来描述1980年代那个既令人心动又烂漫的时代，因为在那个物质贫乏却精神富足的年代生产出大量饱含热情的艺术作品，至今仍然会令人们难以忘怀。在电影界，随着张军钊导演的《一个和八个》的出现，人们看到的是“第五代”电影开始亮相国际电影节。对于中国的观影者来说，第五代电影创造了一种美学观念，极大地挑战了他们原先的观影体验，虽然第五代电影仍旧围绕着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主题如《黄土地》中的抗战背景和《大阅兵》的国庆阅兵仪式，但是这种政治化的主题强调的却不再是空洞、乏味的政治说教，而是个人自由的实现和情感的宣泄。在电影美学上，这些电影的画面构图摒弃了“十七年”电影和“文化大革命”电影的“高大全”人物塑造，转而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多层次刻画。1980年代新一代作家、画家和导演的全方位崛起都使得这个群星闪耀且成果丰硕的十年格外光彩夺目，而这些身处1980年代的人也带着多种情感在一个看起来是释放的时候迈开脚步，尝试着再出发。在1980年代文学界、美术界、电影界和电视界的文化产品无疑都刻有1980年代的时代印迹，这些共有的时代印迹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时代关联性正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前两章聚焦于处在国家力量和媒介环境制约之下的电视纪录的叙述方式和民众由此形成的主体性认同的关系。本章要讨论的重点则是1980年代中活跃于纪录片实践中的创作主体以及他们的纪录片创作实践，期望通过这些创作主体的创作活动来看他们的个体经验和文化记忆是怎样通过大型纪录片这种影像表达方式得以进行。首先，来看两个层面的变化：其一是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纪录片的介入会使得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发生怎样的转变；其二是从1980年代初直至1980年代中期通过电视纪录片的叙述所形成的具有主体性认同的想象共同体为何会发生变化。这种主体性的变化是由包括国家、媒介和知识分子三者在内的力量共同制约并发挥作用而导致的结果。其次，跨越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代表年轻导演影像实践结果的纪录片《天安门》如何实现美学转向是本章关注的重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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