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在1980年代初期终于走进了普通中国家庭，成为中国民众日常休闲娱乐的主要工具。吕新雨在分析中央电视台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论文中提出，电视这个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社会被发掘出一个特殊的功能：一方面它强化了传统的家庭中心主义，另一方面把家庭聚集成“想象共同体”的国家。同时在这篇文章中，吕新雨列举了戴维·莫利在《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中的观点[39]即电视作为一种仪式，在西方社会中具有建构家庭生活，提供参与到国家共同体中的符号模式的功能，指出广播电视在把家庭和国家结合成一个“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接下来要分析的两部大型纪录片正是得益于电视这个日常化的媒体而最终盛行全国，并且首次通过这个大众媒介平台带领观众进行了名副其实的荧幕旅行。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的纪录片界从来不曾缺少风光类纪录片的身影，从1956年“双百”方针贯彻后为了将纪录片题材扩展到革命和生产以外的其他方面而生产了反映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的风光类纪录片《黄山》《颐和园》和《杏花春雨江南》，到“文化大革命”后拍摄的《滇藏路纪行》《中国风貌》和《蓝天抒情》等，即便它们在题材和表现形式方面都进行了新的探索，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被传统纪录片史写作者认为仅仅是作为对革命和生产题材的补充。[40]这些风光类纪录片从未获得过1980年代人文类纪录片的收视热情，除了媒介传播形式上的差异之外还存在着什么原因使得风光类纪录片在1980年代异军突起是本节研究的主要内容。
1982年开拍的《话说长江》作为一个“电视连续节目”开创了我国用主持人主持电视节目的形式，通过主持人与观众的面对面交流增加了节目的亲切感和观众的参与感。与《丝绸之路》相比，《话说长江》固定了播出时间和节目的长度，每周日晚上19：45播出一集，每集20分钟。《话说长江》的收视率达到40%，掀起了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上第一次纪实节目的收视高潮。[41]在《话说长江》播出期间，前后收到一万多封观众来信，其中有的评论作品、有的提出建议，足以见其影响之大。为了回复观众的来信，《话说长江》还专门做了两集“答观众问”，第一次在纪录片中与观众进行交流听取观众反馈，鼓舞了观众的观看热情。在《话说长江》大获全胜的鼓舞下，制作的原班人马立刻进入到《话说运河》的拍摄中。1984年开拍的《话说运河》从1986年3月到1987年1月在央视进行了长达9个月的播出，总共35集，每集20分钟。这两部大型纪录片与之前的电视纪录片在播出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将播出时间和长度固定化。阿尔都塞笔下的“按日常服量”在大众传播的时代即是指其日常定时播出，这样的做法既为《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的系列化播出取得成功提供播出前提，同时又培养了“电视观众”这个收视群体，这无疑是中国电视业的一次巨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这个大众媒介开始进入中国人日常生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向观众灌输爱国主义情感的传播工具，另一方面电视的出现为仪式化的观看提供了媒介前提从而为实现民众的主体性认同奠定基础。(www.xing528.com)
在《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两部纪录片中，大江、大河、名山大川等景物成为这场带有仪式化的荧幕旅行最吸引观众的元素。通过饱含情感的解说词，这些景物被指认为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罗兰·巴特告诉我们，符号产生意义的运作过程可以分成外延、内涵以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三个步骤。[42]在第一层次里，符号产生的意义来自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关系；以这一层次的符号外延为基础，构成新的能指，而指涉另一层意义，也就是新的所指即符号所具备的内涵，巴特将这种内涵的运作称之为“神话”，是意识形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布的主要方式。大江、大河、名山大川也即罗兰·巴特的第一层次自给自足的符号意义的产生。这些以祖国山河为意象的符号既为爱国主义情感的抒发奠定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民族和国家想象的一种新的所指。然而这种符号意指的内在流转的成功运作，还要得益于巴特所说的第三步骤，即主体间性的实现。对于当时正在晚间收看电视的观众而言，他们不仅能够从纪录片中欣赏到祖国的名山大川，还能够收获这份爱国主义情感并将这份情感转化为参与共同体事务的政治实践才是“神话”起作用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即主体性的最终确立。《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这类展示祖国大江大河的风光类大型纪录片通过电视媒介带领观众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荧幕旅行，恰好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形成创造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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