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991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研究的黄金时代

“长期以来，新闻纪录片的发行放映渠道未能畅通，观众难以看到纪录电影。有的影院在故事片前加映新闻纪录片，是在观众乱哄哄地入场找座位时放的。造成观众对新闻电影的隔膜和冷落。我们新闻电影工作者理所当然地为此深感不平和苦恼。”^[2]

这是著名纪录电影编导陈光忠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纪录电影放映时写的一段话。从这位老编导的话看来，无论是新闻纪录电影的发行和放映都直接影响着它的放映效果。我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在电影院的电影放映前加映并被称为“新闻简报”的影片，它的主要内容是国家领导人出访和会见外国元首之类的政治新闻内容。但是从1978年以后，中央新影厂停止了《新闻简报》的摄制，改出彩色杂志片《祖国新貌》。与《新闻简报》采用新闻消息为主要题材不同，《祖国新貌》选取的题材内容广泛，既有对生活的深度观察如《初雪》《小镇的早晨》，又有知识性的题材如《庄稼医生》等。无论是《新闻简报》还是《祖国新貌》这类新闻纪录电影，都可以看作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前身，它们的叙述模式和创作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1980年代电视黄金时期纪录片尤其是大型纪录片的创作，上一章对这点已经进行了阐述。

我国纪录片的繁荣期正是从1980年代电视纪录片时代开始，这个黄金时代的来临毋庸置疑地应当归功于电视媒介的发展以及电视作为国家最受欢迎的第一媒体地位的确立。随着电视机进口数量的增多和电视机生产线的引进，我国电视硬件发展速度加快。1976年上半年，我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达到60万台，电视观众已增加到数百万人。省、市电视台增加到了36座，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已能通过微波线路传送到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随着1976年全国性的电视广播网络的初步建立，通过国家微波干线可以将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传到25个省、市、自治区。全国共有电视台39座，转播台144座，全国人口覆盖率达到36%，而在辽宁、湖北、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的覆盖率则超过了50%。^[4]电视技术条件的进步和电视工作者队伍的壮大自然成为电视纪录片在1980年代大热荧屏的有利保证。

电视台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使得电视媒体的传输获得了技术与设备的保证，而在1982年国家行政管理层面的几项重要举措更加保证了电视成为1980年代中国第一媒介的稳固位置。1982年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宣布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此举不但明确了广播电视业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位置，更正式将“电视”的名称置于“广播”之后，实际上大大提升了电视媒体在国家信息生产与传播体系中的地位。^[5]

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自此之后，党和国家正式将重大新闻的首发时间从20点提前至19点，即由原来首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更改为首先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出，由此显示了电视新闻节目以及全国电视联播网在整个国家信息流通网络中不可替代的作用。^[6]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22条中明文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这是中国第一次将国家对电视业的重视上升到宪法的高度，而这一条款在后来的四次修宪中均得以完整保留。^[7]与国家话语对电视媒介的重要性予以全面确认的同时，电视作为日常消费媒介也在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进入中国家庭。至1982年底，中国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达到2761万台，全国57.3%的人口能够观看到至少一套电视节目。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传媒的描述，传统的新闻史研究自成一派，对国家模式主导下媒介形态的强调成为叙述的重心。^[8]在官方版本的新闻史研究中，大众传媒的定位一直属于政治主导型，尽管1980年代以来，商业因素开始引入到媒介图景里，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叙述依旧保证了官方话语对媒介的政治性定义。在整个广播电视发展史的描述中，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被固定化的同时，广播电视媒介的任务也随之确定。中共中央1983年批准的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在谈到广播电视机构的性质和职能时指出：“中央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机构，既是新闻宣传机关，又是事业管理机关，中心工作是宣传。”^[9]1980年10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会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播电视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10]1983年春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会议，会议作出了“四级办电视”^[11]的重要决策^[12]。地方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办广播电视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电视业的发展也进入正常的轨道。(www.xing528.com)

虽然中国电视的全面市场化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但是广电业的改革却始于1983年地方对于电视改革的热烈需求而导致中央开始“四级办电视”的方式。这样广泛的动员地方资源，允许城市和县政府开办自己的电视台的举措一方面为电视节目的播出预留了充足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家实现了对从中央到地方媒介的层层把控。

在赵月枝和郭镇之合著的论文“中国电视：历史、政治经济与话语”中，两位作者将中国电视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主要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至1976年。“在这一阶段，电视只是边缘性的单一政治和教育工具，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极小。第二阶段从1978年至1980年代末。在这一阶段，电视与有关改革的政治动员和知识精英话语紧密结合，在中国政治和文化舞台上占据了中心位置。第三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电视在宣传主导意识形态，推行市场经济、消费意识形态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13]。上海电视台在1979年1月29日播出了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参茸补酒的电视广告，同年3月15日播出了第一个外国商品瑞士雷达表的广告，“从而开始了中国电视从国家供给的宣传工具朝向娱乐性大众媒体的历史性转型，传媒由此具有了宣传和商业的双重属性”^[14]。

1983年4月，广播电视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全国电视对外宣传工作会议纪要》由中央电视台宣传部转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会后中央电视台首先调整机构充实国际部力量，内部改称“对外部”。而其他地方台也纷纷成立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如上海电视台于1983年成立的纪录片科。1984年中央电视台正式把国际部改为对外部，并开办了《华夏掠影》和《中国纪实》等对外专题栏目。^[15]中央电视台和各地地方台的对外宣传机构都开始专事纪录片的摄制并且由中央电视台寄往外国电视台进行交流，如上海电视台在1984年这一年内被中央电视台选送出国的纪录片就有28部，居世界第一位。电视纪录片的对外宣传一方面可以对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起到舆论先导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以此为机遇引进国外的纪录片创作形式和观念。^[16]中国电视界的改革进程自然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后者所孕育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的矛盾也必然深刻地影响着电视界的改革进程并使之成为国内外各种政治、资本力量争夺的重要场域。而19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也为国家、市场和知识精英三者提供了可以产生调和作用的舞台。

随着“四级办电视”政策的逐步落实，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此带来的是1980年代政府宣传渠道的一再扩大和电视作为1980年代第一媒体地位的正式确立。然而正如同郭镇之所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电视只是边缘性的单一政治和教育工具，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很小，电视业界对于栏目的概念更是知之甚少。当大量的电视台出现，大段的电视时段需要填补时，究竟需要怎么做？电视新闻率先作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式创办于1978年1月1日的《新闻联播》经过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提高时效，增加信息量并且成为党和国家发布最重要政治新闻的首选渠道。与此同时，电视节目的供给方式也被市场化了。电影行业的经济改革使得国家所有的制片厂开始拒绝免费或者便宜地向电视台提供影片，导致电视台必须“自谋出路”，一方面提高自己的电视制作水平，另一方面大量进口国外电视产品。赵月枝认为，当携带广告的日本动画片和外国电视剧与其宣传的进口商品一道迷住渴求娱乐的中国观众时，中国电视已经成为急欲进入新开放的中国市场的跨国商业公司最有效的广告工具。^[17]当电视剧和电视新闻栏目逐渐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刚刚开始栏目化实践的电视纪录片很快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从国外引进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世界各地》《电视剧译制片》，连同开始尝试栏目化播出的电视纪录片迅速成为中国人进行跨国与对国家想象的最重要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