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0年代末，“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便通过学者论文的形式进入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视野中。1980年代初期，我国电影理论界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讨论的核心正是针对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篇文章在电影界产生的重要影响而由此产生电影的内容与其表现形式之间关系的论争。在《电影艺术》杂志社1980年召开的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座谈会中，学者们对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与电影化的关系、电影语言是否存在新陈代谢、电影与戏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中，张暖忻、李陀发出了“丢掉戏剧拐棍”的呼吁，指出不摆脱戏剧影响，将使我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受到严重障碍的看法。[61]但是在座谈会上，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在今天“戏剧仍然是电影的领路人”的观点：“历数国外戏剧、电影发展的历史，指出现代电影的发展一度受着戏剧的影响，而且总是跟随其后。电影与戏剧共性很多，都以人物、情节、冲突为基本元素。电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应该吸取各种艺术形式的精华来丰富自己。我们对戏剧还研究、吸取得不够，当前，戏剧倒是十分重视向电影学习，牢牢地抓住电影这根拐棍，我们为什么偏偏要丢掉戏剧拐棍呢？……我们某些影片不是语言现代化的问题，而是电影文法还不通顺”。关于内容和形式有学者这样认为，“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内容决定形式；目前我国电影之所以落后，主要是内容问题。由于思想没有真正解放，作家心有余悸、预悸、新悸，作品内容假，表演必然假，影片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只有杜绝了假字，有了新的内容，才能探索新的形式”。但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意见：“过去我们经常忽略了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道理，甚至把对形式的探讨视为禁区，给比较注重形式的作品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这些都阻碍了我国电影的发展与提高”[62]。
同年，《电影艺术》编辑部就现实主义问题举行的座谈是从于敏同志在《电影艺术》第六期上发表的文章“求真”谈起。在这次讨论中，郑伯农同志指出“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对待现实主义和写真实的问题，是当前文艺创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牵涉到文艺战线思想解放的成果能不能继续巩固和发展，拨乱反正要不要继续进行的问题。……从现在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看，形而上学、思想僵化，从观念或某种条条框框出发，不顾实际情况，不讲真实之类的现象依然存在，‘四人帮’的余毒远未肃清，因此，提倡现实主义和写真实仍是非常必要的。”在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陈涌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创作的角度看，就是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问题。我同意于敏同志的观点，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是善、美的基础，没有真实性，就谈不到任何真正的艺术。倾向性，我认为也就是生活本身的倾向，生活本身的发展趋势”。程代熙同志在会上简要地介绍了“现实主义”一词在欧洲文艺思想史上的出现及其衍变的情况，以及20世纪以来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各种现实主义的和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流派，他认为“其中有十几种是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现在电影创作中运用了一些意识流的手法。其实意识流是有它的一套理论观点的，如果对它的理论没有深入的了解和批判，只是搬用它的一些手法，很容易搞得不伦不类。用这样的影片打入世界市场，恐怕也不会受到欢迎，有的我们觉得新鲜，人家已经感到陈旧了”[63]。
从以上两次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电影理论的研究开始尝试努力回归到影像语言本身的讨论中，如“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是善、美的基础，没有真实性，就谈不到任何真正的艺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文艺界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在1980年代初仍有这样的看法即“现在提出的文艺理论问题很多，我以为核心的问题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实主义、写真实、人性人情等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我们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反对思想僵化，反对‘左’的倾向，继续思想解放；二、也要防止脱离政治的右的东西”[64]。由此可见，对于现实主义的认识仍然在政治性和艺术性的框架内部讨论。(www.xing528.com)
“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在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诸多名称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它并不仅是一项社会变革的工具。虽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受到青睐，但是现实主义本身并不能够激发爱国热情和实现艺术理想。对于众多的艺术创作者和批评者而言，对于现实主义模式的借鉴并没有任凭自身的美学冲动凌驾于政治目的之上。安敏成用夏志清的“感时忧国”精神——一种压倒一切的民族危机感以及救亡意识来验证自己的观点，并且认为夏的“感时忧国”精神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实现一种真正个人的以及普遍的整体性世界观。[65]这种“感时忧国”的精神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的发展，以至于政治和艺术究竟孰轻孰重的讨论在几十年的文艺发展史中被人们提及且历久不衰。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美学突破，直到1980年代末《天安门》的出现才得以实现，这是后话。但是对于国外电影理论的翻译热却适时地跟随1980年代初的这股西学翻译浪潮，通过电影学术期刊进入学界和业界人士的视野中，而在这股翻译浪潮中，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巴赞（André Bazin）电影理论和西方经典电影理论虽然不是首屈一指，但是却带来了电影理论界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与此相随的是，西方电影理论家终于打破了与中国电影理论界互不干扰的局面，并且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和论文的形式将他们的理论带入电影研究者的课堂。这些理论的大规模引介对于当时正在影视高校学习的许多学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培养的影响，许多学生在1980年代中后期进入国家电视台后便开始了纪录片创作，如SWYC小组中的三个成员陈爵、时间和王子军等年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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