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叙述到现代化叙述

以往对于1980年代的文学、电影和纪录片等各种文化产品的研究往往将论述的时间节点确切地定格到1980年。上一节指出纪录片史研究中“前三年”的存在并不仅仅在于将论述的时间节点向前推进三年，而是一种研究视角的重新确立并且将对于1980年代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遗产重新纳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本书的研究之所以会关注这段历史的原因并不在于1980年代是否是一个全新的现代，而是在这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得到了很好的呈现。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视角，本节的讨论重点是1980年代初期的电视纪录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遗产的处理方式。本节的首要目标仍然是想通过1980年代电视纪录片叙述方式的流变而带来的话语方式的转变来思考：自高喊“现代化”口号以来，电视纪录片究竟在叙述方式上经历了哪些变化。

1980年代，改革开放标志着国家政策发生了转向，从过去的意识形态为纲的集体主义状态中“解脱”出来，求助于经济改革，后者包括了消费者受益的增多和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26]与此相对应，从“文化大革命”后的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传统经典的革命叙述在文学、电影作品中不再占据主流，在纪录电影和大型纪录片中也鲜有涉及，取而代之的是198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化叙述”。这种叙述方式的变化会在1980年代出现并不那么令人惊讶，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改革开放政策作为中国未来的指导方针，使中国对外的一扇扇窗户也逐步打开。当中国的政府文件和国家领导人于1975年开始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之后国家和民众共同的奋斗目标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它已经全然由一种理论越过国家政策进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27]以至于在1980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口号顺其自然地成为中国民众认定的事实。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曾经借用了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将一种源自“现代化理论”并运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模式称为“现代化范式”。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指的是“某些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并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而库恩所说的“研究范式”是为“即将参与实践而成为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学生准备的”。^[28]德里克将“现代化范式”引入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分析，并且认为从1980年代开始“现代化范式”已经取代了1960~1970年代的“革命范式”而成为中国编年史学上的支配性解释模式。

从德里克的论点可以引申出两点看法：一是“革命范式”在198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范畴中逐渐销声匿迹，但是却并不意味着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中心位置受到否定。在笔者看来，不管是一种分析框架还是一种叙述的工具，“革命”本身的意义都是由它所处的社会情境所决定的。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有关“革命”的叙述盛行于所有影视作品的原因在于，电影和纪录片需要发挥作用，来实现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稳固，因此与革命相关的阶级斗争和反封建会成为影视作品的叙述主题。然而在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革的形式展开的革命时代的末尾，1980年代的灵感源泉来自于它所批判的年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价值规律与商品经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无一不是来自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历史实践。^[29]因此把生产于1980年代的纪录片指认为现代化叙述的典型并不代表将之与之前的历史实践进行决然的断裂，两者之间的延续性天然地存在于每一部纪录片的叙述之中。二是在文章中没有采用“范式”这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词汇，而是改用了“叙述”来进行话语方式转变的阐释和分析，也更加适用于影像语言的表达。本书的研究着眼于“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力量主导的一项实践工程是怎样被电视纪录片重新叙述的。叙述既是一种虚幻的产物，也是“某种被捏成形的东西”，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活动。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reetz）认为，在想象的层面上小说和其他的叙述活动并无根本不同，也即都是在“造物”。^[30]因此，不管是小说抑或是纪录片，这样的叙述/想象活动都会受到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双重制约，并且在这种制约中重新展开叙述和想象活动。(www.xing528.com)

本节将用“现代化叙述”来指称1980年代文化产品中叙述方式发生的这种转变在电视纪录片中出现的一系列表征。与此相对，用“革命叙述”来指称在1950~1970年代文艺作品中以阶级斗争、反帝和反封建为主题的叙述方式。在蔡翔看来，“革命”首先是一种具体的历史实践，同时也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大规模的武装反抗以及夺取国家权力的社会政治实践。^[31]他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革命之后”的历史阶段，开始现代国家的重新构建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在一系列的包括工业、农业的大规模改造中对于现代性的诉求一直持续其中，1949~1966年的中国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工业化的时代，甚至于这个时代工业化的痕迹被刻在了社会各领域之中。然而对于包括电影、纪录片和文学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来说，革命时代并没有随着政权的建立而销声匿迹，恰恰相反，革命时代的主题仍然被作为重要的叙述题材并且通过虚构和非虚构的影像叙述发挥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我们也不难想象“革命”的主题被自然地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间并且依然规定了文化产品的想象方式。因此这一节要展示的正是在纪录片中由革命叙述到现代化叙述的话语方式转变过程。毫无疑问，“现代化叙述”在文艺作品中的出现与“四个现代化”的洪亮口号之间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对应关系。在阿尔都塞那里，他将意识形态的作用总结为“复制以及维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通过一定数量的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在电视纪录片的这种“现代化叙述”中采用的是一种与革命叙述截然不同的手法——中国影像发展史上历史悠远的写意传统手法，既实现了口碑上的成功，同时也丰富了纪录片的叙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