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愿景及民族国家建立与反帝运动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始于20世纪初期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愿望。莫里斯·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写道：

在19世纪90年代，那些对清朝不满的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了许多政治行动，写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行动和著作反映了他们要努力使中国在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支配的世界上成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新承诺。他们最为关心的并不是保存中国特有的文化或中国特有的社会秩序（虽然有些人试图尽量挽救中国传统中似乎可以挽救的部分），而是创立强大的、能够在敌对的国际舞台上生存下去并且繁荣的中国国家和社会。^[20]

莫里斯·梅斯纳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描述了中国知识精英试图建立独立的现代国家的最初愿望。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严格意义上是西方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国家形式，引入了这一现代国家形式。有学者将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制度称为封建制，也有西方史学家将之称为帝制。而无论之前关于中国国家形式的名称有何差异，现代民族国家概念自此被引进中国是一个既定的事实。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也是我们在运用民族国家理论论述中国本土问题需要认清的最重要前提。在中世纪的欧洲，它一方面成为对抗神权的武器，另一方面成为欧洲基督教国家向外扩张的重要制度保证。与西方民族国家不断地向非西方国家以“输入现代性”为名的侵略同时进行的是，中国的民族国家建立始终和“反帝”这个话题密切相关。拨乱反正、尽快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取代“反帝”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然而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依旧存有“文化大革命”阴影的中国如何跨过这道坎，迈向现代化既需要经济基础上的修补也需要上层建筑的高度配合。由此出发便衍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民族和国家的形象塑造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吗？在原先的英文短语中连字符的意义究竟是指什么？在卡尔·瑞贝卡看来，许多学者眼中构成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民族”和“国家”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可以分离而且互不交叠的，但是这个看似自然化并被画上等号的两个术语却有着实现的过程。也只有当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国家主义的历史进程不再缠绕在一起的时候，对于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才具有可能性。^[21]而民族和国家的形象塑造所需要动员的力量及动员方式都将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化生产领域的全面占领，反之亦然。

民族和国家的形象也不是随着其政权的建立而自然存在的，它的形象是被建构的结果。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它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从政府的角度看，它便需要号召人民参与到形象建立的整个过程中来。从民众和政府两个角度来看民族和国家的形象建构工程，不仅明确地表明这项工程是被建构起来的，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指出国家意识形态实现所需要的情感性因素的必要性，而这点正是本章探讨纪录片中美学与政治的关键所在。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反帝的目标最终实现时，“‘民族性’（nationhood）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与‘国家’（nation-state）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设想勒南（Ernest Renan）所想象的民族概念最终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体现了最高层次的团结一致，由那种人们在历史曾经造就并且在未来将继续造就的奉献感所构造的‘民族’”。^[22]纪录片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创造了一种新的话语实践并且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为主体性认同的重新确立提供了重要的视觉载体。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新影厂的一系列新闻简报、新闻纪录电影和始于1970年代末（更准确的起点是“前三年”）兴于1980年代的大型纪录片，“弘扬爱国主义”和“适应时代需要”的主题把纪录片创作推到了国家文化建设的前沿。当“现代化叙述”成为主导中国社会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为主导型共识时，电视纪录片发展也伴随着系列化和电视的普及化拉开序幕，二者之间存在着的同步性也为它们的互动提供颇有意味的内涵。

那么，新闻纪录电影之于“前三年”的互文意义也即纵向坐标中文本与影响文本世界之间的互文意义究竟如何？首先，以1979年和1980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拍摄的两部反映社会生活变化的纪录电影中的解说词为例，试图说明“文化大革命”记忆并没有随着诸多平反政策的制定而消失，恰恰相反的是，在中国民众的内心世界它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1979年拍摄的新闻纪录电影《美的心愿》（“美”的三部曲^[23]之一，其余两部分别是《美的呼唤》和《美的旋律》）贴近生活，联系实际，以人民对美的追求为出发点，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潮，该片一经播出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以下是该片开头部分的解说词：

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目的。可是林彪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鼓吹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似乎人民生活越贫乏，衣服越单调就越革命。这样的生活色彩我们是多么熟悉（笔者注：画面上配以穿着蓝色和绿色军装的人物画，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的标准着装），今天从实际出发，改变一下千篇一律的服装是人们美的心愿。这样所谓全面专政的情景我们何曾遗忘，具有民族特色的旗袍成了封建主义，西装成了崇洋媚外，一律禁穿。

另一部中央新影厂拍摄于1980年的新闻纪录电影《莫让年华付水流》也是当年颇受好评的一部影片，该片还获得了1981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0年距离粉碎“四人帮”已有4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却仍然挥之不去。这是影片的一段解说词：

让知识的甘露滋润曾经干涸的心田，让愚昧代替文明，封建代替民主，迷信代替真理的动乱岁月一去不复返吧。对你们是充满希望，醒醒吧，年轻朋友。

这部纪录影片取材于青年人的生活，充满感情地描写青年人的理想、工作、学习和爱情，表达他们迎接新时代到来的欢乐和深受旧时代伤害的苦恼。影片的解说词用义愤填膺的语气这样说道：

生活之路决不像口号喊着从胜利走向胜利那样轻松顺利，生活既充满阳光，也有风风雨雨。

左倾路线只能摧残人才，昏昏然的官僚主义只会埋没人才。(www.xing528.com)

年轻人，弹起青春的最强音吧！

岁月无情，十年祸害，青年有不幸的经历，苦闷的呼声。

影片的主要部分是通过一些平凡岗位上普通年轻人的经历歌颂他们的进取精神和思想情怀：有自学成才的青年工人；有几经曲折才考入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抄家而失去了钢琴，但是用硬纸壳画成琴键进行无声的刻苦训练；残疾青年爱好文学坚持亲身观察社会生活动态；等等。影片以青年朝气蓬勃的画面结尾，伴随着对于青年人的美好祝福和劝诫：

青春是欢乐，青春是美，青春是光和热。

蜡烛的光亮，比起太阳，比起灿烂的焰火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破黑暗而光明，从头到脚，光明磊落，决不吝惜自己的光和热。年轻的朋友，应该学习蜡烛的精神，青春才会闪闪发光。

啊！人生是这样的短暂，青春是这样的美好，人生最宝贵的是青年时代。当你也白鬓苍苍的时候，你将用什么样的心情回顾青春的时光？你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伟大的八十年代中，你并没有虚度年华，能吗？

在这个长度约一小时的纪录影片《莫让年华付水流》中，大量青年在新时代的进取通过画面加解说的叙述方式得到传达。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新时代和旧时代在纪录片的叙述中是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进行的。旧时代是封建、愚昧乃至摧残青年人身体和心灵的落后时代，是在《莫让年华付水流》中如噩梦一般的岁月。而新时代是民主、文明和促使青年奋发向上的进步时代。在长度不到二十分钟的纪录短片《美的心愿》中编导以人民服装的变化这个生活细节来表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复苏，对于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主题。新旧时代的对比通过艺术手段，在对社会进行的评论中得到展现。而从这种新旧对立和“年华虚度”中，可以看到的是年轻人的一种渴望——“青春是这样的美好，人生最宝贵的是青年时代”，一种被延迟了十年之久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急切地期望得到补偿的渴望——年轻的朋友，应该学习蜡烛的精神，青春才会闪闪发光。这种迫切的渴望又何止是年轻人的？这种渴望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的现代性诉求延迟的现代性想象。因此，现代性在罗丽莎（Lisa Rofel）的叙述框架中指向一个被延迟的渴望，新中国成立初期制造的现代性想象满足了人民从20世纪初一直被搁置的对社会主义政权与西方平起平坐的渴望。在罗丽莎看来，之后却满足了人民一直被延迟的对财富与物质追求的渴望而将现代性诉求延续下去。正是基于“文化大革命”后延迟现代性想象的延续，现代性诉求获得了重新展开的机会，与之伴随的主体性重建才被看作是政治性诉求的一部分而在纪录片中得以实现。

在笔者看来，罗丽莎的观点值得商榷：在中国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民众看来，中国的口语传统未有改变，而中国的文化传统虽然屡经西化浪潮的洗礼但是没有动摇原先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与印度的情况截然不同。同样在我们的官方表述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在1949年以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而绝非真正的殖民地。“断裂”在此处具备的含义不再是前现代与现代的对立，而是新旧时代的一个交接处，传统与现代的一次对话，在其中没有决然分开的两极，更多的是表面断裂的新旧时代在内里的延续性。此时的中国不再是杜赞奇笔下积贫积弱的前现代国家，而是一个确立国家政权达30年并且试图从“文化大革命”阴影中走出来的现代国家，在这样一个时期国家的形象塑造工程理所应当地被摆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再加上社会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这种全新的、与过往的旧世界决裂的感觉伴随着突如其来的现代化建设正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

因此，无论是服装一类的生活细节还是随着政策变化而得到平反的伟人纪念片都可以看到这种延迟的现代性想象通过影像的方式得以呈现。这与其说是一种与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主体性认同密切相关的任务，不如说它是全面动员民众投身到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去的召唤。这种召唤通过纪录片、电影和文学作品清晰明了地传递到民众中去，尤其是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民族主体——莫让年华付水流和期待美丽的年轻朋友，从而实现了民族和国家形象塑造工程的重建。

在罗丽莎的叙述框架中，延迟的现代性渴望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如新中国成立初始、1980年代或者1990年代，“它在由跨国资本导致的全球变革中继续存在，即使是在所谓的亚洲资本主义占据中心的舞台后”^[24]。对于现代性的渴望，通过1980年代初大量翻译西方哲学思想名著的工作和创作小说、诗歌、电影和纪录片等各种文化产品来向西方传统靠拢表明了这种渴望的迫切性和不屈不挠的追求，正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和对于现代性的延迟想象。无论是1970年代末，还是1980年代初，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回顾和渴望开始全新生活的愿望成为了延迟的现代性想象的两个不同面向，并且或隐或现地犹如幽灵一般留存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25]在本章开始时一再强调1970年代末期新闻纪录电影与1980年以后电视时代的纪录片具有的内在延续性才是本书的研究意图所在。我们从纪录电影的解说词中处处都可以听见这样的回声，而这样的回声甚至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电视纪录片的叙述之中，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