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强调的正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
本章要讨论的是1980年代的大型纪录片，但是我们并不想把讨论的时间节点定格在1980年代之初，而是想把关注点提前至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那一段时间也即文学史研究中颇受关注的“前三年”的发展。蔡翔认为，这个“前三年”在文学史上应该有一个定义，就是从1977年到1979年。而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强调的正是把写作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中予以关照：从横向上看，它将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进行对比研究，让文本在一个文本的系统中确定其特性；从纵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响研究，从而获得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系统认识。[2]互文性理论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网络中，它必须由文本深入到更为广阔的影响文本的世界。由此出发，本节试图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做出的政策性决定与当时的新闻纪录电影之间的互文关系，也即克里斯蒂娃笔下纵向坐标中的文本与广阔的影响文本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二是在纪录片史中的“前三年”里新闻纪录电影之于1980年代电视纪录片的互文意义，也即横向坐标中文本之间的相互转化与吸收。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因此新闻纪录电影中对于“文化大革命”主题的一再呈现都可以在1980年代的电视纪录片中找到回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本之间既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对话”[3]，同时也对其它文本进行了吸收与转化。在这一时期，新闻纪录电影都在传递一个主题，即号召人们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并投身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去，这样的主题展现的既是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延迟想象，同时也代表了国家对于政治权力的逐步收回和国家形象塑造工程的重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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