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语境，通过对现代性和现代化概念的相关梳理，我们发现人们对历史的叙述乃至于对自己祖国的想象都是通过文学、电影、纪录片来进行，电视纪录片甚至只是其中的一种载体。然而，这个不甚起眼的载体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更是各种权力关系譬如纪录片审查和播放制度的交汇点。所以在1979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胆地将大众媒体中播放的有着“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70]之称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大型纪录片看作重要的传播仪式，它们维系了国家召唤人民主体、凝聚身份认同等方面的使命，从而实现了民众的主体性询唤。
“询唤”的概念来源于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阐述。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助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意识形态无法发挥积极性的作用，它的存在只是为了复制以及维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由此出发，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重要补充，这主要体现在他发展了国家理论并区分了强制性的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简称RSAs）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简称ISAs）。前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而后者则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文化和文化等。这二者之间最基本的差别在于强制性国家机器首要的是以暴力手段发挥其作用，辅助以意识形态的手段，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首要以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其次才使用强制手段。[71]
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框架中，“意识形态”究竟指什么？阿尔都塞区分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对意识形态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考察，也区分了个别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与一般意义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general）。前者有自己的历史，最终要依赖于社会形态的历史，伴随着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的历史以及在社会和生产中展开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后者才是阿氏笔下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个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没有历史的。[72]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为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个观点无疑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观点，“无论哪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致力于同一目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产阶级剥削关系的再生产”。然而阿氏在说明这种“没有历史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实现再生产时却借用了拉康的“误识理论”（the function of misrecognition）及其对“想象界”和“象征界”的区分，[73]从而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两个命题：其一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人们”在意识形态中所“再现”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再现的生存状况的关系。其二是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74]“一个人类主体的观念存在于他的行动之中，或者说应该存在于他的行动之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也会为他提供与他行动相适应的一些观念”。意识形态的想象关系之所以能够实现就在于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为主体，[75]意识形态只有把具体的个体“询唤”成为主体才能够存在。(www.xing528.com)
阿尔都塞提出的通过“将个体询唤为主体”而达到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关系的实现也可以推导至文化机构和传播系统中。正是这些主体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各种询唤形式的对话与争议，恰好才能凸显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笔下关于意识形态的动态性过程。对于纪录片创作者而言，他们在询唤过程中承担的角色以及如何利用纪录片这一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自身的现代性想象恰恰凸显了这一点。遵循着这样的逻辑，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我们了解1980年代的纪录片观众在仪式化观看中如何实现这种主体询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