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纪录片研究：影像历史书写

与电影界理论讨论和在国际电影节崭露头角的中国电影相比，直到1980年代后半期，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程度甚至是对国外纪录片拍摄理念、创作手法的学习才全面开始。中国的纪录片拍摄理念、创作手法长期以来被苏联的政论片模式深深局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摄的《中国》在中国还引起了对他“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大规模批判并将之称为“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中国纪录片界与国外纪录片拍摄大师的接触从延安时期来华的伊文斯（Joris Ivens）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来华的安东尼奥尼（《中国》）、1970年代再次来华的伊文斯夫妇（《愚公移山》）一方面透过西方人的视野拍摄中国，另一方面也将西方的拍摄理念带进中国。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特殊时期，一时还无力接受全新的纪录片理念和手法。从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我国纪录片界与日本纪录片同行的合拍片大量出现。中日合拍的《丝绸之路》作为大型纪录片的开山之作被剪辑成两个版本在中国和日本两国播出，无论是从纪录片拍摄观念上还是摄影器材上，远比中国电视界进步许多的日本同行并没有给当时的中国纪录片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改变。^[55]从《丝绸之路》中甚至在之后中日合拍的《话说长江》中我们看到的依旧是画面加解说的纪录片创作模式。正是由于《丝绸之路》这部纪录片的国际合作模式，中日两国才拉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拍片之路。这段国际合拍的历史在本书看来是我国纪录片创作理念形成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纪录片这一影像语言开始自身现代化的重要阶段。

在中国的情境下，要处理纪录片叙述方式的转变便面临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纪录片界发生的观念流变。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影响我国文艺界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即苏联。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影响着我国的文学、电影和新闻电影的制作。1953年7月7日，专业拍摄纪录片的中央新影正式成立。1953年12月，中央新影召开第一次创作会议，总结了1949年以来的创作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就新闻纪录电影的任务、性质、题材及艺术表现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新闻纪录电影的重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程度。”对于真实性和艺术性，他认为：“新闻纪录片必须描写实际存在的东西，描写确实发生的事件。它之所以特殊就是事件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捏造事实，否则将使新闻纪录片在政治上丧失威信”。关于艺术性问题，他认为：“第一，画面要明确、完整，结构要紧凑简练，同时要描写人物；第二，解说词要有吸引人的力量；第三，音乐应与内容结合。”在《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对于这次会议，作者是这样总结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电影界第一次对纪录片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进行的较大规模、较高规格的认真讨论。可惜，最后的决议，还是归到列宁曾经讲过的新闻纪录电影是‘形象化的政论’上去，肯定了苏联模式不容怀疑的地位。”

“形象化的政论”这一提法本身来源于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电影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列宁明确扼要地指出共产党对新闻纪录片的要求，包括：(www.xing528.com)

“第一，广泛报道消息的新闻片，这种新闻片要具有适当的形象，就是说，它应当是形象化的政论，而其精神应当符合于我们优秀的苏维埃报纸所遵循的路线。除此之外，电影还应该具有各种科学技术问题的形象化的通俗演讲的性质。最后，列宁认为在反映生活片断并渗透着我们的思想的动人影片形式中，用艺术方法来宣传我们的思想，这不是比较次要的，而是更为重要的。其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这些影片应该向全国表扬那些好的、日益发展的、令人鼓舞的事物，而且在于这些影片应当鞭笞我们的或异己阶级的生活和外国生活中应当鞭笞的东西。”^[56]

因此，结合苏联当时的具体情况，新闻纪录电影就是“形象化的政论”。从革命的最初几年起，列宁对于电影的这一指示便成了发展电影艺术的纲领。^[57]在此处把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界第一次对纪录片创作方法的讨论结果归于苏联模式的不容怀疑自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