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情感与信任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建构与验证

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任何一位学者都不曾忽视对态度与行为关系的探讨。态度与行为关系的研究大概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一开始研究者们大都假设，态度是个体内部的心理准备状态，它对个体的反应具有指导性或动力性的影响，因此如果能够确切了解某种态度，就可能预测与该态度相应的行为。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态度在预测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同时也发现制约态度与行为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且复杂的，根据被试者对于对象评价的言语报告所测定的态度并不能完全代表其真实的态度。于是，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致力于说明在什么情况下，或在什么前提下，态度与行为具有相关关系；如果不相关，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其“中间变量”是什么？

综合分析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内外态度研究的成果，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态度与行为的复杂关系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归纳。

1.态度自身特性

在很长时期里，心理学界只是简单地视态度为一种心理准备状态，而社会行为处于有意识的控制下。Greenwald（1995）等提出内隐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揭示了无意识成分参与有意识的社会认知过程，并进而提出内隐态度（implicit attitudes）概念。在此基础上，Wilson 和Lindsey 等人提出了双重态度模型理论（Dual Attitudes Model），认为主体对同一客体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能被主体所意识到的和承认的外显态度，另一种是主体意识不到的但能被自动激活的内隐态度。因而从态度预测行为应同时关注主体的双重态度的作用，尤其是内隐态度。这一观点已被许多研究所证实。

另外，在探讨态度的要素（认知、情感和意向）结构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内在态度结构（Intra Attitude Structure）的概念。内在态度结构侧重探讨态度各要素之间的评价关系，认为态度是从多个要素联系的概化中，通过评价而形成的。罗森伯格和霍夫兰德曾把态度看作刺激（态度对象）和可观察到的反应（行为）之间的一种内在中介变量。这一中介变量由认知、情感和意向各要素构成，考察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应关注各要素之间评价的一致性。研究指出，诸要素评价的一致性能有效地预测态度的形成和变化，进而预测行为。

此外对态度结构的另一些研究还指出，某一态度可以从已形成的较稳定的或者一般的态度中推导出来。换言之，人们对具体问题的态度很可能受其一般价值体系和内化的道德标准的制约。Feather（1996）指出，在由信念、价值及态度构成的复杂心理结构中，核心价值处于重心地位，而其他价值、态度和信念则相互联系，成为这一结构的基本元素。这样在具体问题上，决定行为的便不是态度，而是其核心价值。近年对态度和行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NIMBY，它由词组“与我无关”（not in my back yard）的开头字母组成。它反映了这样的现象：一件事、一个方案或者某种环境的改变正在酝酿之初，大家都认可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于是这一改变通常会得到众人的广泛支持，然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一改变可能将影响个人利益时，便会断然反对它。NIMBY 反映了态度结构中的价值更深刻地影响行为的事实。

新近研究对态度强度概念的挖掘，是一个重要进步，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态度内涵的认识，还可能推动态度量表的编制朝更精致、更准确的方向迈进。然而，新的态度强度观点提出的经验强度和结构强度如何在态度量表中得到反映，并通过有效的指标加以表达，以及态度强度随时间发生的动态变化等，仍是研究者要努力求证的课题。而且在现实中即便是具有强型特征的态度，也经常要受到情境的限定，因此难以直接从态度强度预测行为。我国学者（金盛华，1995）认为，与强度相比较，态度深度（intensity）是更应引起我们关注的变量。“深度是指态度主体在一种态度对象上的卷入水平。它的操作指标，通常是一种态度得不到支持时所产生的挫折感强度。”如果个人情感被深刻卷入环境对象之中，则此时态度更具有预测性。(www.xing528.com)

另外，随着新的变量增多，对态度的理论解释变得愈加复杂。在说明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时，可能很难把握哪个或哪些变量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或更为主要，它们什么时候起作用，通过怎样的机制起作用等。此外，如果把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放在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境中，显然，要更合理地说明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应当扩大态度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系统。不仅把态度放在心理系统的背景中进行考察，还要放在时空的情境背景中考察。因为任一态度与行为的关系都是处在特定情景中的关系。尝试对各种因素进行整合，构建一个解释“态度与行为关系的模型”，可能是社会心理学未来令人感兴趣的重要任务之一。

2.情境的限定

情景限定是指他人了解你的行为并做出积极或消极反应的可能性。人们的行为经常是其态度和其觉察到的情境限定之间互动的产物。情景的影响为行为反应提供了框架。为什么有的时候人的态度和行为保持一致，而有的时候却不能一致呢？其原因是复杂的。除了受自身态度所影响，还受特定情景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于是就造成情景限定，从而影响人的行为反应。Campbell（1963）强调指出了在解释态度与行为或一种行为和另一种行为的明显不一致时应考虑不同情境的必要性。他认为正是这种情景障碍给行为带来较高程度的困难。此时，态度预测行为的准确性降低。即便是特定的态度也不能保证它能决定人在特定情景中的行为。在有他人互动的场合、群体压力的场合或参照群体的场合，均可出现个体与他人对立态度尤其弱型态度与行为一致性关系的弱化（Rrabow，1987；Terrry&Hogg，1996）。显然，强有力的情境形成的压力是能够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外显行为的。

态度预测行为的理论困难，首先来自对态度理解的分歧。在社会心理学中，当谈到态度时就是指社会态度，因为态度的对象都具有社会性。^[8]态度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有着许多不同的定义。G.W.奥尔波特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论述态度问题时，给态度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认为，“态度是这样一种心理的神经的准备状态，它由经验予以体制化，并对个人心理的所有反应过程起指示性的或动力性的影响作用”^[9]。这个定义使当时的社会心理学界耳目一新。在他之后，研究者对态度概念做过各种规定，但是，基本上都是对他的概念做具体解释或对态度的构成做结构分析。

到目前为止，社会心理学家对态度的概念还有着各种不同的具体理解，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态度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种构成因素。据此，本研究综合时蓉华主编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对态度的定义：“态度是由认知、情感、意向三个因素构成的、比较持久的个人的内在结构，它是外界刺激与个体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10]和沙莲香主编的《社会心理学》中态度的定义：“所谓态度，是指人们对一定对象相对稳定、内部制约化的心理反应倾向。”^[11]还有学者提出另一个具有操作价值的态度定义，认为“态度是人们内在的、对特定事物所具有的持续稳定的评价和情感”。先前对态度的实证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定义进行的。研究者都试图以对特定对象的评价或评价的言语报告为基础来探讨态度的机制及其对行为的预测。但是晚近研究提出了态度的构成要素、各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态度结构的变化以及分化等新观点，不断提示态度与行为的关系除受评价特性影响外，还与态度结构及其心理机制和外部条件状况的复杂因素有关。因而被试者在测量中所报告的态度往往不能代表其真实的态度。这反映迄今为止有关态度的实证性研究在方法的效度上还存在缺陷。

纵观上述态度与行为关系的预测因素的分析，我们看到随着态度的理论以及实证研究的深入，新的观点或发现扩展了态度研究的范围，把先前难以把握的态度预测行为的因素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困扰研究者的是，许多新成果尚存在矛盾和不确定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