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勤，学贵有恒》：我的成才之路

（2016年）

2002年，工作了39年，已年满60岁的我将要离开会泽县政协副主席的岗位，光荣退休了。这对于一个出身地主阶级家庭，且父母又于1949年外逃台湾，背负沉重的海外关系包袱的我来说，虽近40年的工作充满了荆棘，可终归从会泽县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以正处级待遇退休，也算功德圆满了。但是，对会泽地方史志的热爱却使我难予却步。当时，踌躇满志的我暗暗许下了一个心愿：退休以后，定将我多年收集整理的有关地方史志资料，结集成文，出书10本，以谢桑梓。

其后，在我退休的14年中，4000多个日日夜夜，不管阴晴圆缺，还是霜浓雾重，我黎明即起，开始笔耕，午间或踏勘古城遗址，走访耆老，或浸沉于图书馆，流连于古董摊中，也为著作的出版、争取资金奔走于出版社之间，终于天遂人愿，了却了我的心愿，圆满地完成10多年前自己的许诺，陆陆续续地出版了研究会泽历史文化的著作10部，即：

《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43万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出版；

《会泽之旅》，18万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

《会泽文化之旅·民俗篇》，20万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

《会泽文化之旅·民族篇》，12万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

《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篇》，29万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出版；

《天下第一地缝之乡·雨碌》（与郭兴良教授合著），12万字，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

《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上、下辑），55万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会泽文化之旅·古城遗韵》，25万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会泽文化之旅·趣话方言》，27万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会泽文化之旅·舌尖上的会泽》，40万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以上著作，近300万字，涉及会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我试图想通过这些文字而形成的著述，编织一幅绚丽多彩的会泽历史文化的大观图：绵延会泽3000多年的铜商文化和彝族的祖源文化，形成了这一地区纵向上的两大文脉；由此而派出演绎出来的会馆、民居、民俗等10多种文化，形成了会泽历史文化横向上的经线。这种纵横交错、经纬互织的彩色丝线，正好编织一幅云铺绮丽、霞叠瑰秀的会泽云锦天章文化图。我的10部著述，就是按此进行设计的。这幅会泽历史文化大观图，向世人展示了会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对宣传会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著作，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会泽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内容全面、内涵丰富的名城会泽的学术体系，故与会泽县政协副主席尹正祥一同提出的“铜商文化”这一学术概念及与此相关的内容，被曲靖师范学院采纳，并与此成立了“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这一专门发掘、研究有关铜商文化的机构。也因这些著作的出版问世，我也被老百姓及其有关领导誉为“会泽活字典”“会泽通宝”“著名的地方史学者”。10多年的时间，由于对会泽历史文化的研究，成绩斐然，曾接受过中央电视台及台湾中国电视公司（中视）“大陆寻奇”栏目、香港凤凰卫视的专访，曾为云南农业大学、北京美术学院、云南财经大学、曲靖师范学院、红云红河集团会泽卷烟厂及县内部分中学、在职干部培训班举办有关会泽历史文化名城的专题讲座20余次，听众达3000余人，为宣传会泽、增加会泽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作出了贡献。2011年11月22日，新华网在“卞伯泽——历史文化的传承者”的报道中，将我称为“精通会泽人文历史的传奇人物”，誉为“会泽通宝”，与此同时，我也被云南传统文化研究会聘请为“云南传统文化研究会特邀学者”。

抚摸着色彩丰富、装帧不同的著作，看到自己取得的成就，我不禁思绪万千，想到了这几十年间自己漫长而又十分独特的成才之路。

1942年，我出生于一个书香气十分浓厚且具现代理念和意识的家庭，外婆作为唐继尧叔叔唐守信的孩子，虽夫妻离异，但和唐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祖籍四川江津，高中毕业后，考取唐继尧创办的“滇南航空学校”，毕业后作为空军机械师，于中国空军第五总站0059站供职。母亲李玉君和父亲结婚后，到娜姑白雾小学教书。我的孩提时代，充满了温馨和富足。

1946年，父母相继离开会泽，先后到了北平。1949年，他们离开大陆到了台湾。从此，两个不幸的家庭音讯杳无，梦牵魂绕，只能以泪洗面了。(www.xing528.com)

作者父母合影

留在大陆的外婆和我，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家庭的不幸，常使我们无米为炊，为生计而奔波。

小学三年级，由于家境极度的贫困，我失学了。为了生计，我丢下课本，挎着瓜子、葵花篮子或斜挎香烟架子，走街串巷，出没于茶楼酒肆之中，微薄的收入，总算能养活自己。是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对一个失学的孩子没有歧视，多次到我家了解情况，才使我重返校园。

三年困难时期，正当我无法继续完成初中学业的时候，绝处逢生，学校评给我最高助学金，当时的6元人民币，是生的希望啊！是党和人民给予了我甘露，给予了我未来。

作者与钟屏中学师生合影（第二排左四为作者）

1963年，我从中等师范毕业，带着“海外关系”及“里通外国”的沉重包袱，走上了工作岗位。十年浩劫，共和国的儿女经受了一场劫难，在一个小山村教书的我，由于严重的“政治”问题，十年都没有“转正”。在风起云涌难予分辨是非的政治环境中，我战战兢兢，惴惴不安，是村里的干部群众，使我多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一句“只要是教好我们贫下中农子女的，就是‘重在表现’”，使我终生难忘，度过了那个艰苦难熬的岁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对一个有幸生存下来的人来说，真如黑暗中看到了黎明，长途跋涉沙漠中遇到清泉，它在我人生成长的旅途中，意义太重大了，离全会召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30多年没有通信的父母，为了躲避台湾当局的禁令，嘱托一位亲友，将一封寄给我的书信藏于脚下的鞋袜中，辗转香港，带到了会泽。当我抚摸着“寄云南会泽张酱油铺隔壁黄家巷内卞伯泽收”的信封，看着信中的第一句话“伯泽，我是你的母亲李玉君，30多年没有音讯，不知你和祖母生活可好……”我的泪珠已是倾盆大雨了，是党的正确路线，使海峡两岸两个离散的家庭，30多年后第一次有了联系。随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台湾海峡上空的阴霾被驱散了，那一湾“冰冻”的海水，也解冻了。其后，当我的父母返乡探亲，看到他们想象中已沦为“小叫化子”的我时，心中的疑惑解开了，深感共产党博大的胸襟和气度及国民党宣传的荒谬了。1989年，组织上考虑为了我能照顾年迈的祖母，将我从一个边远的山村小学调到县文教局工作，我的爱人及两个小孩，在指标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落实了政策，“农转非”来到了县城。接着，爱人也参加了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家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84年，组织上委派我参加了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委托云南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云南省地方志首届主编研修班”的培训，在培训班中我聆听了云南地方史泰斗方国瑜先生的学生徐文德、林超民及尤中等省内地方志专家的课程，系统学习了“云南郡县两千年”“云南民族史”“云南考古”“图书目录学”“历史地理学”等课程。这次培训是我第一次涉足地方志这一领域，对于我今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及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培训班结束后，我由县文教局调往会泽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工作，为不辜负组织的重托，我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及卷帙浩繁的古籍线装书中摸爬滚打，在近千册古籍中能为找到一条记载会泽的历史资料而兴奋不已。1986年，我用了两年时间所写的6万多字的《会泽县大事记》终于脱稿，打印成册后，分送全县各乡镇及各单位的修志小组，为各修志小组提供了精准的历史资料，并选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会泽第一部《会泽县志》中。该大事记可谓“盛世修志”，弥补了会泽历史上三部志书“建置沿革”过于简略的缺陷，成为迄今会泽、东川、巧家等地较为全面、准确介绍这一地域2000多年历史的翔实资料。

1989年，组织上根据我热爱地方史志的特点和专长，将我从钟屏中学调往会泽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并任主任一职。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真可谓如鱼得水，挚爱有加。在这期间，我带领职工访问耆老，或图书馆查阅资料，或到对古遗址进行踏勘、考证。历时数年时间，编辑《会泽文史资料》第一辑至第十辑，负责主编其中9辑，真正使文史资料起到了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1993年，因成绩突出，我被选为会泽县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连任两届，直到2002年退休。

1995年，会泽县城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正式进入云南九个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历史文化名城对于会泽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特别是对它的保护、修复及开发利用，还待需要重新学习。有鉴于此，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民间研究会”（简称“名研会”），并确立了我担任会长一职。2000年7月1日，名研会正式成立，会员70多人，涵盖了会泽的各个领域，并聘请了云南大学教授朱惠荣，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邱先充等5人作为顾问，在其后10多年时间里，为会泽名城的建设建言献策，并在挖掘、整理会泽历史文化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由我担任主编的《名城研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5辑，收录了200多篇文章，其中第4辑因其丰富的内容，于2012年被云南省政协评选为“首届优秀文史图书优秀奖”。10多年时间，名研会十分注意后续人才的培养，形成了一个发掘、研究地方史志的团队。《云南日报》“读书”栏目的编辑杨燕女士在《民族文化的开掘者》一文中这样写道：“清末以来，会泽犹如一颗遗落在乌蒙山的明珠，历史的风尘遮挡住它的光茫。是一批生于斯长于斯的会泽文史工作者埋首典籍，辅以田野调查，重绘了会泽的文化地图，擦拭了历史风尘，让这颗明珠熠熠生辉。卞伯泽就是‘会泽文化生态系统中最具活力、身手不凡的文史工作者群’的一员。”

多年来，我的勤奋没有白费，粗略统计，经我亲手编辑写作并发表于各种刊物的文字超过了800多万字，这些著述和文章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术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增加了名城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我辛勤的劳动，丰硕的成果，社会给予了我极大的赞誉，云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朱芳女士在编辑《会泽文化之旅·民俗篇》后，发表于《边疆文艺》的《喜欢理由》一文中说道：（我）不由得赞叹作者的才艺和勤奋，感叹他对会泽家乡的故土情重，并被他力挽传统文化的精神深深打动。

《珠江源晚刊》的记者滕仕矿在2009年8月3日《会泽通宝·卞伯泽》的报道中写到：“会泽的历史文化，犹如丰富的矿藏，执着、可敬的卞老，便是矿工，以农民的勤恳将会泽的文化金矿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奉献给社会。呕心沥血25年，终于构建了会泽的历史文化大厦。”

《云南日报》的编辑杨燕在发表于《云南日报》《中国独有文化符号的全新解读》一文里说道：“当他抱着病腿伏案五载，六易其稿的《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给我送来时，闻着书页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知道手中捧着的不仅仅是40万字的书稿，而是一颗痴迷地方文化并以此回报桑梓的赤子之心。”

会泽县委宣传部在审读《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中写道：“作者在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以一人之力，完成了会泽文化之旅系列丛书中的四部写作。对发展会泽文化旅游产业，功莫大焉。”

曲靖师范学院郭兴良教授，在《今日会泽》中撰文写道：“伯泽在浩如烟海的典籍和穷搜广集来的资料中，爬梳剔抉，刮垢磨光，补苴罅漏，探幽发微，可谓用尽寻寻觅觅、孜孜矻矻之力，也是‘蛮拼’的。感于此，我忍不住写了如此长的序，作为对伯泽‘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辛勤劳作点的一串‘赞’。”

30多年来，是党的正确路线改变了我的命运，组织的培养和信任，给了我力量和信心，一个伟大的时代赋予了我灵感，为了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使我在构建会泽历史文化大厦、创建堂琅文化学学术体系取得了一些成绩，像一棵小树，在它的茁壮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阳光的照射抚育、雨露的滋润及和谐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是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故木秀于林，天地育之也。

注：2014年，云南省政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决定出版《新中国人才建设史料》一书，我被会泽县政协推荐，以自己成长的轨迹撰写了《天道酬勤　学贵有恒》一文作为会泽县唯一的人物进入了该书“曲靖卷”中。后该文登于《会泽文史资料》第十六辑中。今收录于此，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成长的曲折道路及不平凡的心路历程。本文刊登时，作了个别的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