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八年，受命于危难的崔乃镛选址建会泽石城，若按传统方式选址，则一定是选择坐北朝南的青龙山麓。为什么会选择坐南朝北的灵壁山麓呢？这位知府凭他丰富的知识，作过比较周详的考虑。该城址背靠4000多米的牯牛寨峰，按其山脉走向最后归结于灵壁山麓，面临一片沼泽湖泊，牛栏江和小江环抱东西。这种选择既符合传统文化原理又因山随势，有“适形者止”的顺应自然的考虑，显得十分得体而又具有一定的科学原理。
会泽石城为长方形规整的几何形体，在东西、南北的中轴线上，设城门四道，并随东西、南北对应的中轴线形成“十字形”的主要街道，在十字形的主街上再连接次要的巷道，形成棋盘式的道路格局。若结合城郊来看，东西两向是昆明、昭通、宣威等地进入县城的主要通道，要进入县城，先必须通过东西两座牌坊，再进入东、关和西关及东西栅子，最后从东西城门入城，城外这些设防，都起到护城和防卫的作用。在石城的南侧，是会泽学署及文庙，坐落于灵壁山麓的缓坡之中，据传，牯牛寨峰的山脉，走向最后形成九个起伏的山脉交汇于此地，在此建成文庙，有“九龙捧圣”之说。这种传言，把会泽文庙提到了很高的位置，从而也说明了古人重视教育、推崇儒家思想的程度。石城外的东侧和东南隅为冶炼、铸币的宝云旧局和宝云新局，位于城市主导风向的下风方向，避免了烟尘对城市的污染。到义宁任知府时，义通河流经石墙城北端，不但有护城的作用，也达到了调节净化城市环境的功能。
石城内是以东西、南北形成十字形的主要街道，故府衙、县衙和军事要地参将署和守备署都在县城内的主要位置，连国家祭祀性的武庙也选在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之上。晚清时，西方宗教传入会泽，天主堂和耶稣堂的选址则在县城内的东北隅。会泽县城因南高北低的自然地形，其大门多开于北向和东向，府衙、县衙，各会馆寺庙，门向都朝北开。合院民居，多取北向，有的合院，因地限制，原可朝南而开，但却宁可浪费一段面积，于东面留一条南北向的甬道，门朝东向而开，这都可以从二道巷、三道巷、丰乐街找到例证。县城的民居一般不超过三层，或明二暗三，位于北部的院落不超过后面同向的院落，客观上形成了县城内民居高度上的一致，其楼层的高低，大门的朝向，院落的规模都体现了一种秩序性。(www.xing528.com)
会泽城市的兴起与繁荣可以说是历史的偶然，但却蕴含了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中国的封建社会，到清康乾时期可谓达到顶峰。这时，西方世界已进入工业革命时期，而中国，自清军入关后，虽经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但整个社会仍在封建经济中徘徊。处于沿海地区的江南各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具有了资本主义的某些气息，日益扩大的商品生产与交换需要相当数额的货币支持，清王朝无法抵御这种大规模的资本冲击，在这一矛盾下，采取了限制纸币与私人资本的发展，采用了银与铜钱同时进入流通的货币政策，加大了以铜为主的铸币金属的采买和开采，以缓和市场的需求，会泽正是在从日本采办洋铜无着的这一大背景下才获得发展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历史选择了会泽。乾、嘉时期，大量的客商和淘金者拥入会泽，县城作为铜的聚散地也获得极大的发展，真可谓是“五方杂聚，百物竞流，商贾辐辏，酒旗茶旌，辉映相望”，达到十分繁华的境地。
以十字街为中心的东西街和南北直街，是县城的主要商业区，街道的两旁，各种铺面林立，各种不同的方音在这里交汇，街两旁错落有致的青瓦屋面及猫拱墙，还有古式的雕花门窗以及店门前的拦柜，加之青石铺地的街面，为防火而设置的盛水石缸，标杆而竖起的街灯，无不透出石城繁华、古朴的街区特色，形成了繁华而又热闹但不乏亲近、舒适、温和的空间环境。位于北面的头道巷、二道巷、三道巷及丰乐街，是会泽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官宦人家的居住之地，幽静而恬淡，置身其中，所感受的是“庭院深深花有影，小巷寂寂香无踪”的幽雅、神秘。府衙和县衙前的义仓街、米市街、堂琅街，因衙门的肃穆、庄严，形成了街区凄清、空寂的另一特点。城外的鲁机村、铜匠街、豆芽街等，是寻常百姓的居住之地，这里房屋低矮，住宅拥挤，透出的是为生计而奔忙和劳作的热烈而又繁忙的街巷景色。
入夜，县城灯火通明，各种声音杂处，酒肆猜拳行令的激昂，茶楼说书人的抑扬顿挫，会馆寺庙木鱼的幽雅，马店归宿马嘶的急迫，小商小贩吆喝的婉转，形成了一曲县城夜晚的交响曲，回旋、飘荡于灵壁山麓的县城上空。这就是18世纪初叶的会泽县城。虽这一切大多数已不复存在了，但我们漫步于传统风貌街巷时，还可以寻找到当年繁华的遗踪，体会当时名城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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