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璧山，一名翠屏山，在府城后，层峦叠嶂，林木翁郁，野竹沿山，四时苍翠，俨若图绘。”灵璧山的山麓，就是会泽的石城。在建石城之前，会泽还建过四城，即金钟坝子西南面马鞍山下的旧城，坝子西北万额山麓的水城及东南的土城，以及现在县城所在地的土城。
《新纂云南通志》载：“堂琅废县，在城西南，汉置。”郦道元《水经注》云：“朱提郡（昭通）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西北行，羊肠绳屈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故袁体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岩石磊落，顷侧荥回，下临绝壑，行者板缘，牵缘绳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这则记载是说，郦道元所述的道路险阻、山川雄奇的堂琅县，西汉设置，其县治在现在县城的西南方，为堂琅废除的旧城。《明史·地理志》载：“东川军民府，西南有马鞍山，府旧治在焉，寻移万额山南。”《读史方舆纪要》说：“东川府，即府治，府旧无城，洪武初建治于马鞍山。”根据以上史料可以说：西汉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武帝于今马鞍山下的乌龙慕建堂琅县，当时的治所无城。到明朝洪武初，于原址建城，后来府城又迁到万额山南，即今水城所在地。马鞍山麓乌龙慕的旧城，现在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但当地老百姓还可以指出城的范围及城中的土府衙门遗址。现存一块发现于乌龙慕水井边的彝文碑，是洪武初建城的奠基碑，上面的彝文为“抱金鸡，守财源”，亦可佐证这段建城的历史。
东川府城移到万额山（今金钟水城村后的山峦称万额山）南，是明朝洪武后的事，《四川总志》卷之十四载：“府治，洪武中建于马鞍山，后移于万额山南，去旧址十里，正统间，土官知府普得重修。”可见，把东川府治从乌龙慕移到水城，是明朝洪武以后的事，《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的水城府治的情况是“伐木为栅，以卫府城”，可见，当时的府城是十分简陋的。到明正统年间，东川的土知府普得才进行修葺。到明朝嘉靖年间，东川彝族禄氏一族取代了普姓统治。其后，两个儿子分家，又于今县城所在地及金钟乡土城村两地修筑城堡，形成三角之势，其金钟乡土城村的土城一名，一直沿袭至今；县城所在地筑的城堡，因是泥土筑就，也称土城。到康熙三十八年，东川献土设流后，第一任流官王永玺在原土城的基础上，又重建土城。到康熙四十年，知府肖星拱因土城空旷难守，乃于东门截筑土城城墙，比原址退了三十余丈，基本固定了土城府的格局。(www.xing528.com)
雍正九年，崔乃镛到东川担任知府。崔到任后，当年三月即踏勘城址，决定以旧城的西城为基点，将南、北、东向内收缩，使之成为方形，并将方案上报，当时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及云南巡抚张允随认为石城太浪费，在崔乃镛的据理力争之下，鄂尔泰、张允随最后只好批准了建石城的方案。
石城于雍正九年四月十二日开工，到雍正十年十月竣工，共一年半的时间，用工37万多个，耗银31425两。石城内从东到西214丈6尺，从南到北120多丈，方圆712.3丈，城墙全部用五面石砌成，高、宽各1丈2尺，内外城墙的中间底层筑土，中间垒草皮11层，用以滤水，并在外城上加砌城垛，垛高六尺，城周围垛口共1372个，筑炮台8座，在东西南北筑城门4座，四门鼓楼各方二层，高二丈七尺，东、南、西三面城门各宽二丈九尺，高一丈四尺，唯北门地势较低，宽三丈二尺，高一丈六尺，与三门同高。崔乃镛乃于四门城楼题词，东门“绥宁”，西门“丰昌”，南门“藩甸”，北门“罗乌”，四方城名，虽只用了四个词语，但皆有典所据，其意是：石城建成后，其地安抚使之安宁和平，丰建昌盛，作寻甸之屏藩，为乌蒙（昭通）之罗网，既看到了它重要的地理位置，也表达了这位府官的良好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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