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修复与发展：为政治经济服务，提出建议

名城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名城保护修复、开发利用当做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仅在会刊《名城研究》中就开辟了“名城研究”专栏，发表关于名城保护建设的文稿20多篇，以名城研究会集体名誉撰写的《关于会泽县城会馆寺庙修复、开发、建设的意见》等多篇意见和建议，均被县委和县政府采纳。2014年4月16日，经二届理事会二次审议的《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民间研究会关于古城保护开发及文化建设的意见》，特别提出了“以庙会的形式代替旅游文化节”的建议，得到县委的重视，并转发全县有关单位组织学习。

另外，县名城研究会还参与县城两次城市道路命名工作，提出街道命名的五项原则，即历史性、自然性、发展性、方位性、社会性原则，为东西走向的街道命名16处，南北走向的街道命名21处。其后，又对新增的20多处城市道路命名。这些命名，既顾及了会泽悠久的历史文化，又十分具有时代感，于2003年7月15日经曲靖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成为现今街道名称一张靓丽的名片。

综上所述，名城研究会是在会泽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了深入发掘研究名城历史文化这样大背景下而成立的，也是在县委和县政府提出“名城带动战略”“旅游文化名县”的政治氛围中开展工作的，故它的成立及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十七年来，县名城研究会不负众望，坚持文化自觉及文化自信，承担了这一使命，在挖掘研究会泽历史文化，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体系，扩大名城的宣传面，增加其知名度及美誉度方面作了十分有益的工作，对后世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形成了一个被外地学者称之的“文史作者群”。

名城研究会成立之初，只有少数几位老同志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几乎形成了一个从40年代生人开始，到60年代，70年代乃至80年代不同年龄结构的研究作者群，这些人除搞好本单位的本职工作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会泽历史文化、撰写文稿、　出版书籍，向外地游客讲解会泽的历史文化，有的甚至开办讲座，形成了一个研究会泽历史文化的热潮。这一现象，云南大学副书记张昌山是这样评价的：“昭通出了一大批作家，可称之为昭通文学现象；会泽出了一大批研究会泽历史文化的作者群，和昭通相比，可称之为‘会泽文化现象’。”这个文化现象相信一定会沿袭下去，影响一代又一代会泽人。

第二，会员的辛勤耕耘，促成了会泽写作及出版十分辉煌的时期，这在全市及全省都十分少见，形成了会泽有史以来的出版热。(www.xing528.com)

会泽从清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300年的时间，正式出版会泽地方志书的书籍只有四部，即崔乃镛的《雍正·东川府志》，方桂纂修的《乾隆·东川府志》，冯誉骢增修的《光绪·东川府续志》，刘克升先生的《云南地志》，这些图书均属于地方志书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多年时间出版的书籍，多为志书和具有“三亲特色”的专稿，对于记载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会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是一个挖掘研究会泽历史文化的组织，其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它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指这座城市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十七年来，县名城研究会的成员牢记宗旨，不负众望，根据自身的性质和特点，把笔触深入到会泽绵延三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中，挖掘、整理、出版了22部具有这一组织特色的书籍。

第三，名城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已变成会泽官方及民间以及外来媒体宣传会泽的共同财富，已由一家之言变做了百家之言。

十七年来，名城研究会在会泽历史文化这块土地上耕耘，为创建堂琅文化学的学术体系不遗余力，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挖掘研究中的一些新的成果、新的观点、新的提法以及对会泽某一问题的阐述，现已变作官方向上级单位申报某一项目所引用的材料及导游向游客介绍景点景区的导游词，或是媒体向外介绍宣传会泽的基本素材。仅一些新的提法，如铜商文化、铜商经济、彝族的祖源文化、万里京运第一城、万里京运第一站、钱王之乡、会馆之都、寺庙之城、众神之域、明清特区、五子一光、金玉满堂等，都是由名城研究会首先提出，在其以上著作中都能见到原创者。

注：1995年，会泽县城被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了整合资源，经县委常委会决定，决定成立会泽历史文化名城民间研究会，我被推举为会长。县名城研究会自2000年7月1日成立，到2017年换届选出新的会长，共17年的时间。这17年成绩卓著，在创建堂琅文化学、出版专辑、形成云南特有的“文史研究作者群”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站在一定历史文化的高度，对这一阶段的成绩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