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商文化发展的意义：推动古城文化名城发展

清朝，自雍正五年（1727年）开办汤丹铜厂以来，东川府的铜产量得到空前的发展。乾隆二年（1737年），云南总督尹继善在给朝廷的奏议中说：“其汤丹等厂，每年可获铜六七百万余斤，除留供广西府鼓铸运京钱及解京铜三十三万余斤，又拨添省城局，并供黔、蜀二省采办外，尚可存铜三百余斤。”乾隆四年（1739年），云南巡抚张允随奏：“查汤丹等厂近更旺盛，每年可办获铜八九百万斤，除办运京铜四百万斤，加与本省黔、蜀协助并卖给商民，共同铜不过五六百万斤，此外余剩尚多，应乘目下加旺之时于正额之外，令该省多增百余万斤，运赴京局。”到乾隆二十一年，云南巡抚郭一裕奏言：“惟东川府之汤丹，大碌二厂，岁办获铜七八百万斤，较他厂尤为紧要。”从以上这些记载看，乾隆初到乾隆中叶，是东川铜极兴盛的时期，成了会泽铜商文化十分鼎盛的阶段，这种发展，给会泽的经济带来了极度的繁荣。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铜商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清朝中叶，由于铜商文化的极度繁荣，刺激了大量的移民风潮，东川府的这种移民风潮，始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随着矿冶业的兴旺，到乾隆年间达到高潮，据《东川府志》统计，康熙三十九年，东川户口为两千余户，大多为世居彝族，到雍正十三年为五千四百户，到乾隆二十六年，已达到一万五千二百多户，近六十年的时间，几乎是康熙年间的八倍，这种增长速度，改变了东川府人口单一的状况，为东川府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础。

2.铜商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建设

清代，矿业的开发和商业的贸易促进了城镇的兴起，仅就东川府城而言，雍正九年（1731年），翰林院庶吉士崔乃镛出任东川知府一职，当时的东川府只有土垣一座，其记载为：“土垣方圆五里，高不过六尺，且颓垣断壁，倾圯大半。”当时，为了适应当时铜矿的开采、冶炼以及经济的发展，崔乃镛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石城一座，石城建成后，正如云南布政使顾济美所述：“乾隆二十五年……由蜀赴滇，道经是郡，采听风俗，顿异畴昔民气之和，乐田畴之蕃沃，商旅之辐辏，道路之康夷，铜厂之旺盛，或十倍于前。”另外，铜矿开采的矿山，集镇的建设也突飞猛进，如清代滇铜第一大厂汤丹，前明即开，到雍正四年（172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雍正十一年（1733年），知府崔乃镛在他的《东川府地震纪事》中说：汤丹“厂人累万，厂有街市、巷陌”。到乾隆末年，南安州嘉锷州判赵煜宗称：“汤丹，宁台等厂人烟辐辏，买卖街场各分肆市。”另外，还有史料记载：“东川一带地方，银、铜、铅、锡各厂二十余处，一应炉户、砂丁及庸工、贸易之人，聚集者不下数十万众。”道光年间，王崧在他的《矿厂采炼记》中因矿成市的情况有这样的描述：“厂既丰盛，构屋庐以居处，削木板为瓦，编篾片为墙；厂之所需，自采、粟、薪、炭、油、盐而外，凡身之所被服，几之所饮啖，室宇之所陈设，攻采煎炼之器械，祭祀宴会之仪品、引重致远之畜产，均当毕具。于是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集，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戏剧，奇技淫功，莫不风闻景附，窥见沾溉。摆丸怯筐之徒亦伺隙而乘之。”一派欣欣向荣之小集镇的景象。

3.铜商文化的发展为国家提供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有清一代，以会泽为主的铜商文化，达到了十分鼎盛的时期。那么，当时的矿冶业对国家有多大贡献呢？对这一问，会泽学术界有一种无限夸大的说法，认为“占了清政府财政的大半壁江山”，我们说，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即国库，一般情况下每年三千万两银子，鼎盛时期，每年为七千万到八千万两银子。如果按最低情况折算，“财政的大半壁江山”也有两千万两银子，这种无限夸大的说法，只能说明这些人的无知。(www.xing528.com)

那么，小小的一个东川府，在有清一代，因为铜的开采、冶炼、鼓铸、京运，对国家有多大贡献呢？马琦所著的《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一书是这样阐述的：

乾隆三年以后，滇铜开始京运，各省采买滇铜也陆续开始，由中央政府每年拨款100万两白银，用于收购余铜运京，每年约633万斤。这笔京铜利润约30余万两便从云南地方政府转归中央，各省采办滇铜每年约为260万余斤，卖价为每百斤九两二钱，每百斤利润约为三两，计白银7.8万两，加之铜课、余息、铸息，云南省每年所得铜矿利润仍在20万两白银以上。

云南省每年铜矿业利润白银20万两，这对内地大省而言可能微乎其微，但对云南而言则是一笔巨额收益。如乾隆十八年，云南年征赋银19872.4两。官府所获铜矿利润与田赋银几乎相等。这就不难理解云南地方政府对滇铜开发的高度重视，有了这笔巨额收益，不但可以改善地方官员的待遇和办公条件，而且可以用于地方建设，还可以作为军需，犒赏及安站购马之用，对地方建设与发展作用甚大。

以上所引，作者虽说是滇铜京运，每年约633万斤，但实际这一数额，却是由东川府完成，具体的数额为633.144万斤。另外，由于各省于滇采办的泊铜，也大多数由东川府完成，故京铜运输的30万余白银与各省采办铜矿的利润20万两白银，共50万两白银，可以说是东川每年对财政的贡献。另外，笔者在《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篇》中也曾对东川府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作出计算，仅铜的课税、所买铜料的利润、鼓铸所获息银三项进行计算，共获息银50万两，与马琦先生所算基本吻合，这笔款项，是可以作为全省官兵俸饷的一半，仅就如此，这个贡献也是十分了不起的。

4.铜商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东川府自有史以来，到清朝康熙年间，仍还实行半牧半农的封建领主经济。到雍正八年（1730年），东川府改土归流，清王朝通过没收土官土酋的土地，吸收外地移民进入东川实行屯田垦殖或进行矿业的开发，仅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外地移民蜂拥蚁附，使东川的社会形态一下就由封建的领主经济过渡到封建的地主经济，一时间，土司土官的领主经济土崩瓦解了，地主经济如鱼得水，得到发展。到乾隆中叶，由于矿产的大量开采，东川府所属铜厂如雨后春笋，加之清王朝在府城所建的两个铸币厂，矿山的经济结构和县城的官办工业，又给刚刚确立的地主经济注入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这也仅仅是二十年的时间。这种新兴的萌芽，在整个云南是最早的，对后来东川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奏请清政府，效公司之法委商招股恢复京铜生产，欲借商力以充铜本，这一做法，实际已具有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雏型，虽无奈以铜荒日久，商资薄弱没有成功，但它却成为了云南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代表。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派矿务大臣唐炯到东川设立“东川矿务股份公司”，招集商股额办京铜，股东按出股之多寡管理厂务并进行分成，规定股本每年六厘行息，三年结算一次，再分红利。这一做法实际是同治十三年股岑毓英提出的份制的沿袭，在云南社会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对后来东川府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从雍正八年到同治十三年，仅五十多年的时间，会泽的社会形态由领主经济、地主经济到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三级跳跃，出现了由领主经济到地主经济，再由地主经济到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两次飞跃，会泽这种社会形态的三级跳跃及两次飞跃。在其他地方则需要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才能完成，可会泽却只用了五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情况，没有铜商文化的发展，是不能实现的。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十分特别，大有值得深入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