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泽铜商文化史：三千二百年的绵亘

作为东川府府治所在地的会泽县，若打开其尘封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铜的开采、冶炼、锻打、鼓铸、京运的铜商文化的历史。

1.商代晚期铜的开采

历史以来，人们界定会泽的历史，都以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作为会泽历史的开端。

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妇好墓进行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皿共468件，随葬玉器420多件。1984年，中国科技大学的金正耀对妇好墓中共14件青铜器（12件及西区2件）首次进行铅同位素质谱技术的分析，发现5件青铜器有铅同位素属比值非常低的异常铅，这种异常铅和云南滇东北永善金沙厂、洛红厂矿山的异常铅同位素特征是一致的，从而得出了“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其铜料产地有的来自云南的东川、会泽等地”。

其后，李晓岑先生在金正耀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他根据地质工作者提供的534个铅同位素比值数据，以及合作单位提供的150个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发现东川、巧家的铜与永善的铜异常铅同位素的特征是一样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妇好墓青铜器的铜料产地也有可能来自东川。

以上通过科学实验而得的结论，不管是“其铜料产地有的来自云南的东川、会泽等地”，还是巧家的铜与永善的铜同位素比值数据十分接近。这都进一步说明，古堂琅于商朝晚期，铜矿资源就得以开采，而且外运成为了殷商青铜器的主要原料。这一发现，弥补了正史的阙如，可以看出，古堂琅铜矿资源的开采，距今已有3200年的历史，这使会泽的历史由建县时的公元前135年推前了1000多年。

2.战国时期铜釜的制造

据历史学家分析，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是盘踞于西南地区的夜郎王国鼎盛的时期，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夜郎王国在西汉王朝的穷搜力剿下灭亡了。有关夜郎国的情况，像一个谜消失在尘封的历史中。

2000年10月，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贵州省赫章县可乐镇可乐村发掘了一批战国至西汉墓葬，共107座，皆为土著民族墓群。出土器物500多件，除兵器、装饰品、陶器外，最有价值的为“套头葬”。由于墓葬的时间正值古夜郎时期，“套头葬”被视为颇具夜郎文化的特色葬俗，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一发掘，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所谓“套头葬”，就是死者的头顶套有一件大型金属器，多为铜釜，或为铁釜　、铜鼓。有的死者足部同时也套有铜釜或垫一件铜洗。“套头葬”的铜釜分两类：一类为鼓形铜釜，制造工艺粗糙，在墓群中已发现10余件，皆套于死者的头颅之上。根据鼓形铜釜内发现的头骨及牙齿，可以说明死者的头颅在下葬时，是置于铜釜之内的。另一类为立耳铜釜，即铜釜的外口有一对铜耳，这类铜釜体形较大，铸造精良，腹径少达0.5米，沿口外侈，鼓腹，底圆。最有标志性的一件铜釜在肩、腹部至口沿处装饰了一对圆雕立虎，昂首扬尾，龇牙咆啸，两只立虎相向兀立，整个造型及神态，仿佛是是人世间权力与冥间神力的象征。

贵州可乐墓群的这种奇异葬俗，引起了海内外专家的关注。专家认为，这种葬俗实际就是夜郎文化的遗存。特别是用于“套头葬”铜釜的产地，广西、云南、安徽的学者从赫章可乐及兴义、兴仁套头葬中采集了5个样品，又从贵州和云南采集当地古代炼铜或熔铜的铜渣及含铅矿样品，进行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经光谱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上述用以实验考证的铜釜并非本地制造，而是在东川制造，然后交流到赫章、兴仁、兴义等地。”

以上研究说明：商朝晚期，古堂琅人仅只能对铜矿资源进行开采，然后冶炼为粗铜运往河南，它只是铜商文化中开采、冶炼后而进行的商业活动。这次赫章可乐发掘出东川制造的铜釜，特别是圆雕塑立虎，从造型及纹样分析，说明战国时期古堂琅人，已由较为低级的开采、冶炼进入到了铜商文明较高层的鼓铸时期。此时的古堂琅人，已掌握了青铜器的“范模铸造法”，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看，可谓前进了一大步，它是会泽铜商文明继商朝晚期后的继续和延伸，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同时，这一文化现象，也佐证了会泽作为彝族六祖分支的发祥地，一度时期曾是夜郎国的中心区域这一历史结论。

3.东汉时期的“堂琅铜洗”

会泽的铜商文明，自商朝晚期发韧后，到东汉时期，因“堂琅铜洗”的问世，铜商文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所谓“铜洗”，是指用铜制造的洗盥用器。东汉时期，由于封建王朝在朱提（现昭通）安置屯戍，兴办农田水利，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内地的汉族工匠大量进入朱提和堂琅，与当地土著工匠的技艺相结合，利用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冶炼、锻造青铜器皿，制造了铜洗、釜、鍪、盘。其中，尤以洗盥器皿——朱提堂琅洗闻名遐迩。

堂琅洗为圆盆状，盆口边缘向外卷曲，腹鼓、平底，腹有弦纹，左右两侧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器内底部铸有花纹图案，中央一行铭文，花纹为双鱼纹、鱼鹭纹和羊纹，含有洁白如鹭、吉祥如意、富贵有余之意；铭文或单独存在，或夹在双鱼、鱼鹭花纹中，说明铸造年代和产地，如“建初元年堂琅造”即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堂琅县制造，又如“汉安二年朱提堂琅造”，“建宁四年堂琅”，均有时间地点，有的铜洗还在铭文末下缀一“工”或“牢”字，如“汉安元年堂琅造作工”“永初元年堂琅制造牢”，乃夸示所制器物工巧牢实，颇有做广告的意味。

2002年，距会泽县城2公里的水城村发掘墓葬43处，据专家考证，这些墓群多属西汉末至东汉中期的墓葬，其中出土的铜器有洗、釜、壶、甑、铙、灯、带钩及钱币等。其中，尤以铜洗最多，数量达10多件。这些铜洗，虽未刻有铭文，但它有力证明了会泽作为堂琅铜洗生产地这一历史史实。

至今，传世而有记录及出土的朱提堂琅洗已超过200件，有时间和地点记载的仅36件。在这36件铜洗中，年代最早的为1965年在昭通甘河村出土的“建初元年堂琅造”，文物年代为公元76年，；最晚的为镶有双鹭花纹的“建宁四年堂琅造”，文物年代为公元171年。根据这些实物，大抵可以说明，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中叶的100多年时间，是堂琅铜洗铸造的鼎盛时期。

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东汉王朝于今会泽、东川、巧家等地置堂琅县，铜洗署名“堂琅”，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历史史实。堂琅铜洗的铭文和图案设计，应属汉文化的范畴，具有汉文化的审美风格。另外，堂琅铜洗在冶金史上有一定地位，也是我们研究汉文化和土著文化融合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它是会泽铜商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4.三国两晋时的白铜

铜商文明发展到三国两晋时期，它的代表产品就是“白铜”。东晋时期，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堂琅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琅附子。”这是我国最早有关白铜的记载。张增祺先生说：“我国最早的白铜是云南生产的，时代至迟不晚于公元四世纪。”

白铜为铜与镍的合金，被誉为“中国银”，它的发明和最早使用，始于堂琅，它是会泽古代劳动人民在冶金工艺上的一大创举。

堂琅于三国两晋时期生产的白铜，对于西方近代化学工艺产生过积极影响，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有学者认为，秦汉时期的大夏（今阿富汗）的镍白铜币原料与中国的镍铜十分相近，其结论是：大夏的镍铜币原料是从中国西南输入的，其产地为东川府管辖下的会理。

18世纪中叶，瑞典人克朗斯塔特（1722—1756年）首次提炼镍成功，汪宁生先生在《云南考古》中说：“三国两晋时期，朱提堂琅地区冶金事业方面还有一项伟大的创造，即白铜的制造。白铜是铜镍的合金，镍在欧洲是18世纪才提炼成功的。而在我国远在公元3世纪时即已出现，其产地即是盛产铜银的堂琅。”

会泽作为世界上白铜最早的生产地，且早于欧洲15个世纪，这是古代会泽人民在冶金史上巨大的贡献，作为铜商文明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令我们引以为荣的。

5.五代时期的“采银太监坟”

贯穿会泽3000多年历史的“铜商文化”，不仅铜的储藏及开采量闻名于世，其铅锌的蕴藏也十分丰富。五代十国时期的“采银太监坟”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上这方面的信息。

会泽的矿山镇，位于县城东北50余公里处，这里山峦起伏，坡度大，东临牛栏江处，河谷狭窄，峭岩陡壁，江水滔滔，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可就在这263.8平方公里的地方，铅锌的蕴藏量却十分丰富，《云南通志》所载的“采银太监坟”的遗址就在于此。

古代的银，大多从铅锌中提取，朱提、堂琅一带产银，历史悠久，《汉书·地理志》载：“堂琅山出银、铅、白铜”。《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堂琅县出银、铅、白铜。”到了蜀汉时期，因为年年征战，朱提银的开采渐呈萎缩之势，故诸葛亮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南中八郡志》载：“云南有银窟数十，刘禅时，岁常纳贡，云破以来，时往采取，银化为铜，不复中用。”两晋以来，历南北朝、隋、唐，贞观二十一年有“朱提银瓶”进贡朝廷的记载。

到五代十国时期，南汉高祖刘在东川府矿山镇所建“采银太监坟”，才向我们提供了会泽历史上一个具体采银的地方。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云南少数民族南诏政权崩溃，其后的36年中，长和国、天兴国、义宁国三个政权更迭。其时，唐朝已经灭亡，时值中原五代时期，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间在公元907—960年之间，共54年的时间。整个五代时期，云南的三个小国与中央五朝一直保持着臣属关系，云南和广东之间，经常进行物质交流。后唐同光三年（925年），云南长和国的骠信郑文派遣使者向后汉主刘䶮贡献柴鬃白马，并向刘䶮和亲，刘䶮把增城县主的女儿嫁给了郑文，增强了两国友好的关系。也就是在这十分友好的前提下，刘䶮派遣使臣到云南采集矿石，往返于云南和广东之间，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公元747—948年间，刘䶮派遣太监到东川郡的矿山（今矿山镇）采办银坑，这位太监最后没有回去，死在矿山。当地人把他葬了，起名“采银太监坟”。这座坟墓到清乾隆时还保存完好，《乾隆·云南通志》载：“太监坟，东川府北七十里七雄厂。后汉高祖刘䶮遣人来厂采办银坑、殁葬其地，至今碑碣犹存。”据笔者早年采访，清末民初这座坟还存有残碣，墓地就在今矿山镇后面的山上。

古堂琅的矿产除铜以外，还出铅锌，它是铜商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以来，其后一直未见史书，五代时后唐于矿山镇所建的采银太监坟弥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使会泽的铜商文化得以沿袭。

6.进入全面开采的明代矿冶业

明代，由于世界古钱币之最的“嘉靖通宝”的出现，昆明鸣凤山太和宫“金殿”的铸造，以及徐霞客记载的“东川运铜大道”，这些物化了的铜商文化的代表，它说明了以会泽为主的铜商文化，明代时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东川府的铜矿生产到了元代，《元史·食货志》载：“岁课产金之所，云南省曰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东川、乌蒙。”到了明代，东川府划归四川管辖，产铜的情况多见于史书。《四川总志续》卷之十四载：“东川府土产：铜、铁、毡、毡衫……”铜列于物产的首位，当时铜的开采有记载的有两个厂。《新纂云南通志》载：“汤丹厂，属东川府，在巧家西北汤丹山，前明即开。”《滇南矿厂图略》载：“禄劝狮子座尾厂，东川汤丹厂，均系明时开采。”《滇南铜政考》载：“狮子尾厂，明代开采，地处禄劝县，东川府经营。”可见，明朝及明朝以前，东川府的汤丹厂和狮子厂就已开采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到宣德四年（1429年），工部上奏：“东川府会川卫所属山川，内产青丝、银、铜诸矿，军民往往潜取，其地与云南武定军民府金沙江及外夷接境恐生边患，宜令四川，云南三司巡禁。”

有明一代，明王朝利用东川丰富的铜矿资源，开始铸币，弘治十六年（1503年），即开始铸“弘治通宝”，《明史·卷八十一》记：“铜场，明初……而四川东川府会川卫山产青丝银铜，以与外番接境，虞军民潜取生事，特禁饬之。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丝。诏可，遂次第开采。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外铜场，久之所获渐少。”这是明王朝开始开采铜矿币的情况。(www.xing528.com)

到了嘉靖年间，明王朝加大了铸币的力度，《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二一》载：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四月戊寅，兵科给事中殷正茂言：“今财力不足，惟铸钱一事可助国计，但两京所铸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湖广岳洲府城陵矶，其地商贾辏集，百物伙贱，且系南北适中之所，可开局铸造，其铜价、僦、运诸费，宜以云南盐课、四川库藏给之，并设总督重臣注选主事专理，计岁费工本银不过三十九万余两，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值银九十三万余两，除工本外，岁得银五十三万有奇，足以稍佐国家之急事。”下户部复言：“城陵矶五方杂聚，于此开铸，恐奸诡易兴；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宜，敕云南抚臣，以本省盐课二万余金，令蕃臣一人督造，转运太仓。行之果有成效，即尽留本省盐课，并行两广、福建、山东，凡出铜地方如例遵行。”上部从议。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朝廷于云南开炉铸币，先是殷正茂建议云南铜运往湖广岳洲府城陵矶鼓铸。户部从政治安全考虑，决定就近于云南鼓铸。嘉靖皇帝同意了户部的意见，下诏曰：“云南地辟（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并扣留盐课银二万两为铸本，岁铸“嘉靖通宝”三千三百一十二万文，还对钱币的名称、数量、铸法、资金来源及管理人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据《云南行政纪实》载：“东川铜矿久负盛名，元以前史无详考，明嘉靖三十四年诏滇钱三千三百万文……为滇省造钱之始。”

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朝廷于东川府的开炉铸币，最能说明这一事件的就是至今珍藏于会泽的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国家一级文物“嘉靖通宝”大钱币了，它直径为58厘米，重41.5公斤，厚3.7厘米，是因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东川开炉铸币而作为纪念性质打造，且也可作为钱范而铸的纪念币，该币足可以证明这一历史事件，是会泽铜商文化的代表。

会泽嘉靖三十四年开炉铸币，据专家分析，此次铸币的时间因技术、设备各方面的因素，不长时间后就停止了。到了嘉靖末年，东川的铜还是运往湖北城陵矶来铸造。到了万历年间，因战乱道阻，数年生产的铜都未能运出，堆积如山。明万历三十四年（1602年），昆明鹦鹉山道观道长徐长元呈请世袭黔国公沐昌祚和云南巡抚陈国宾，模仿湖北武当山天柱峰铜殿的式样，利用东川积存之铜于今昆明金殿处铸铜殿一座。铸成后的铜鼓，因辉煌无比，金光耀日，称为“金殿”。到了明末云南沐氏家运日衰，认为“铜乃西方之属，能克木（沐）”，竟将其败势归咎于铜殿，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将此铜殿迁到宾川鸡足山，这座由东川之铜所铸“金殿”，最后毁于“文化大革命”。

到了明朝末期，东川铜矿的开采仍未见史书记载，但有意思的是，大旅行家徐霞客却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的“滇游日记”中记载了当时东川铜矿外运的情况，成了研究明朝末期东川铜矿最珍贵的史料。

徐霞客游历云南所记的“滇游日记”，是徐霞客游记中的重要部分，崇祯十一年（1638年）五月九日徐霞客由贵州普安（盘县）赴亦资孔，经火烧铺越小洞岭，再经明月所过胜境关进入云南，自五月七日至八月六日凡八十七日，所记已遗失。“滇游日记”所记当时东川铜矿外运情况为徐霞客从今曲靖至昆明这一段游程，时间为九月八日至十月一日。九月二十二日，徐霞客到马龙境内，有以下一段记录：

（九月）二十二日，晨起晦冥，然决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半里，涉坞而西，一里，又有村在坡间，是曰高坡村（与现名同，分上下两村，在马龙县东北隅）。由村后下冈，有岐从坞中西南去，为小径，可南达鸡头村（现名同，在马龙县北境的铁路线上）从冈上西北转，为大径，乃驮马所行者，初交水（今沾益）主人谓余：“有间道自寻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径多错，乃近日东川驮铜之骑所出，无同行之旅，不可独去，须从响水走鸡头村大道。”乃余不趋响水而登翠峰山，问道于山僧，俱云：“山后虽即驮铜道，然路错难行，须仍出鸡头为便。”至是余质之途人，亦多主其说，然见所云径路反大，而所云往鸡头大路者反小甚，心惑之。曰以村人为卜，然已过村，见有村人自山中负薪来，呼而问之，则指从北不从南。余乃从驮马路转西北，循冈三里，西北过一脊。

这则记载，虽寥寥数语，但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明末东川铜矿开采及外运的情况。明洪武年间，东川划归四川管辖，因离成都较远，东川处于一种鞭长莫及的封闭状况，有关铜矿的开采，记载很少。明代中期，于1555年“嘉靖通宝”的铸造，以及1602年东川所产之铜所铸鸣凤山的金殿以及明末崇祯年间徐霞客“东川驮铜大道”的记叙，可以看出，东川矿山之铜。到了明代时，已进行了大量开采，并用开采之铜铸币、铸铜殿；到了明末，东川之铜大量外运，形成了人们称之的“驮铜大道”。明朝东川铜开采、冶炼、铸币及外运的情况，为清朝东川铜矿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7.清朝，会泽铜商文化的鼎盛时期

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到1683年即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皇帝统一全国后，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当时，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加之铸币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即铸息或余息，清政府在铜的开采、冶炼、鼓铸、京运方面的政策，即所谓的“铜政”，虽经康、雍、乾三朝对待铜业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由封闭向开放发展，由禁止向鼓励前进。总的来说，康熙的矿业政策以禁为主，但禁中有开；雍正则进一步强调禁闭；乾隆又一变为以开为主，开中有禁。综观清康、雍、乾三世，清王朝关于“铜政”方面的政策，大概包括了三个方面，即有关开采冶炼方面的政策，滇铜京运方面的政策和鼓铸方面的政策。第一个方面的政策，大体经历了“听民开采”“放本收铜”“官督商办”三个历史阶段。

清代的东川府，铜矿资源十分丰富，到清初，历经巨大的改土归流的狂风暴雨后，这种激烈而深入的社会变革，促进了矿产业的快速发展，历经康、雍、乾三代王朝后，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前后开办的铜厂达34个。这些铜厂，开办的时间不同，持续的时间有异，但大多数都保存了下来，现将七个大厂及其子厂名单罗列于后：

汤丹厂，有九龙箐、聚宝山、观音山、裕源、岔河、大供、老玉山、丰裕等子厂。

碌碌厂，即今落雪，有兴隆、龙宝、多宝、小米山、迤西等子厂。

茂麓厂，有普腻等子厂。

大水沟厂，即今因民，有联兴、聚源等子厂。

大风岭厂，有杉木箐、磊寨等子厂。

紫牛坡厂，有复兴子厂。

狮子尾厂。

另外，部分铜厂，开办后不久就已封闭。

乾隆年间，为云南铜产业十分鼎盛的时期，《云南冶金史》载：乾隆三十七年，猛增至46处，当时的东川府，共建铜厂34个，占了云南很大比重。从铜厂人数看，有“三江两湖两广富商大贾”，像年产1千多万斤的汤丹大厂，“厂民曾达10多万人”。到乾隆年间，东川府所产之铜，平均年产量800万~900万斤，最高产量可达1200~1300万斤。据《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统计，乾隆八年（1743年）至嘉庆七年（1803年），全国铜产量为1361.7万斤，而云南年均铜产量为1146.3万斤，东川铜产量若仅以年产850万斤计算，也占全国铜产量的74.15%，占全国的62%。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曾统计过从雍正四年（172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186年间东川铜的产量，此时，东川府粗铜的产量已达751662吨~904187吨，可谓庞大之极。东川府的铜厂及产铜的数量，真正达到了全国之最的水平。

（1）东（川）铜京运

清朝时云南的铜大量运往北京，供京城宝源、宝泉两个铸钱局铸造钱币，这种云南组织外运北京的铜，历史上称“京运铜”。当时，东川的铜占了云南整个铜运的很大比重，滇铜京运实际上应是东（川）铜京运。

东川府的铜开运北京，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云贵总督鄂尔泰是这样上奏朝廷的：“滇省自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采铜有效，已于上年题定额课，见在矿产增盛，除供本省鼓铸一百余万斤外，核算雍正五年分铜斤可余二百数十万斤，但铜多本少，不敷官买，请动支盐务赢余银两，收铜转运至江南等省，令收买还项。”到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十六日，宣告京运结束，东川铜的京运，长达184年。

乾隆三年（1738年），清王朝全面停止采办日本洋铜，将购洋铜的课本陆续赴滇办运，结束了采购洋铜数十年之历史，额定了滇铜京运的指标为444万斤，由东川府所属铜厂完成。到乾隆六年（1741年），朝廷最后额定云南每年运往北京京铜的数量633.144万斤，这一额定数，实际由当时东川府所辖的铜厂最后完成。《东川府志》载：“乾隆六年，奉文加运正耗铜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四十斤，二共正加额数铜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斤，遂定分运章程，对开，三百一十六万五千七百二十斤，一由厂发运寻甸，至威宁铜店，转运镇雄，广南一路，不归东川承运；一由东川分运，每年正加额三百一十六万五千七百二十斤。”至此，朝廷每年下达给云南完成的指标数633.144万斤，均由东川府所属铜厂分别运往寻甸、东川两个铜店出境后转运北京，一直沿袭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东铜京运，万里之遥。首先，东川府所属铜厂将铜经尖山沟以礼河至东川铜店，乾隆十九年（1754年）后，由府城的铜店出发，经金钟的龙王庙口子，五星乡的黑土、红石岩，大桥乡的珊瑚树，进入迤车的索桥，再经梨园的朵格塘至江底，进入鲁甸，然后到达昭通铜店，分两路运出，一路由昭通运至黄草坪，由水路到达泸州；一路由昭通运至豆沙关，经盐津到达泸州，然后再从泸州进入长江，经重庆、汉口，到达仪征，然后从瓜州进入运河，横渡黄河，到达北京地区，交张家湾，由五闸运至东便门外，令大通桥监督用车运至宝源、宝泉二局。

东铜京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这“关山万里运京铜”的历史长卷，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开炉铸币

东川府铸币，始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到了乾隆中叶，所设炉的规模和铸钱的数量仅次于京城两个铸币局，虽时停时增，却一直沿袭到民国中期，近两百年的时间。

雍正十二年，为缓解陕西的“钱荒”，东川府首次于今耐火材料厂处，设炉二十八座，炉头匠役五百八十名，于九月二十一日开炉鼓铸，共铸钱十万二千六百余串，运往陕西。铸了一年时间，因“陕省钱价已渐平减”，即行停止。

乾隆六年（1741年），为酌济开凿金沙江工程之用，朝廷命东川府第二次铸钱。“滇省开浚东川府属地方之金沙江，直通四川河道，见在将上下游大小八十三滩估勘疏凿，匠役、工食在在需钱”，于是，于宝云旧局复行开局设炉二十座，全年铸钱七万二千二百串，作为金沙江开河工程工匠的工食钱，进行发放，后因金沙江工程即将告竣，将所铸钱文搭放兵饷。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东川府重开新局，增炉五十座鼓铸钱文。云南每年发放给全省官兵的俸饷银为九十多万两，历来是从地丁商税及他省分拨银两支给，而存留司库仅五十万两，遇有紧急需要靠外省接济，远水解不了近渴。云南巡抚爱必达鉴于此种情况，上奏朝廷，于东川府现电焊机厂处，另开新局，设炉五十座，铸出钱文，存于司库，以备需用。开炉以后，每年可铸钱224434串，获钱息银43600余两。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为再筹措铜厂工本，朝廷令宝云新局加卯鼓铸，形成了东川府铸币以来最辉煌的时期。

乾隆中叶，云南产铜八九百万至一千余万，获利息银二十五六万至三十万，云南矿产业成为了“滇省第一要务”，在此巨大的利益面前，每百斤给工本银仍是几十年前的5.15两，前因硐深矿薄，油米昂贵，所开矿厂已入不敷出，形成了严重的“厂欠”。在此之前，一些大臣陈请朝廷每百斤加价银0.84两，被恩准加价一半，也就是0.42两，但终归没有解决开采工本较大的问题。当时，云南巡抚爱必达上疏朝廷，再请每百斤加给工本银0.42两，以达到原定每百斤给工本银6两之数，所采取的办法，是不动用国库之银，只是借给铸本。于东川宝云新局原50座炉子内，加铸一半，所得钱币一体搭放工本，“以本厂办铜铸之余银，为本厂添补工本之不足”的做法，不但能解决工本银较低的状况，每年尚获息银3万多两。此奏疏上报后，几经周折，乾隆皇帝最后还是同意了这种做法。于是，于东川府宝云新局50座炉子内，加半卯鼓铸，当时东川府的鼓铸已有旧局20座，新局50座，再加半卯鼓铸，实际无形中增加了25座炉子，近似95座炉子，形成了东川府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