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诗文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在茫茫的人海里，

我是哪一个？

在滚滚的浪花里，

我是哪一朵？

……

不需要你认识我，

不渴望你知道我。

我把青春融进，

融进祖国的江河。

——摘自张月谭《祖国不会忘记》

2016年12月25日，是我一生中一个十分难忘的日子，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荣誉研究员授誉仪式在会泽县政协会议室举行，曲靖师范学院副院长毛辉同志代表学院向我和杨德昌授誉并颁发聘书，聘书写道：

卞伯泽先生，鉴于您对铜商文化和云南地方文化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特聘为曲靖师范学院荣誉研究员。

曲靖师范学院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

2016年12月

接到此聘书，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三十多年对云南地方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对会泽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终于由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给予了一个中肯的结论，那种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记忆的小舟也逆流而上，停泊于那将逝去的峥嵘岁月之中。

一、岁月钩沉——堂琅文化学的提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叶，对于我来说，是个极不平凡的岁月，乘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分离三十多年远在台湾的父母，冲破海峡上空的阴霾，辗转香港，寄来了第一封寻找亲人的书信，出生于台湾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小妹也寄来寻找大陆大哥的信函。在极度兴奋与激动之中，我基本结束了那梦萦魂牵、不知对方死活的三十多年的思念之苦。我也结束了十七年乡村教师的教学生涯，被调到县城。命运之神开始眷顾被他遗忘的人群。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好像都才开始，就像朱自清在《春》中说的：“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风轻轻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不但拨正了共和国前行的航向，也在改变着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的命运，用朱自清先生描述的“春”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心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应该说，我是幸运的，虽然人生的前半段充满了不幸和屈辱，但我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时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盼望着，盼望着”，终于“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终于等到了“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似春之序曲。

1984年春，全国从上到下开展地方志编写修纂工作，会泽县也成立了“会泽县志编纂委员会”，我从县文教局调到县志编纂委员会，参与了即将开始的县志编纂工作。同年4月，我被派往昆明，参加了云南省地方志委员会委托云南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云南省地方志首届主编研修班”的培训。从此，开启了我人生中发掘、研究、介绍云南，特别是会泽地方史志的发掘、研究工作。35年来，我的工作虽然多次变动，但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我热爱生我养我的这块热土，乐于探索这块热土厚重的历史文化，不忘初心，初衷不改。在此期间，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生存的这一地域的文化特点，想做个系统的研究。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刘光顺先生在2008年《会粹精华　泽及当代》一文中曾说道：“记得十年前，我对卞伯泽先生说，您是一位识宝的人，许多见解有过人之处，最有条件将会泽的历史文化作一个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梳理，力争在云南构建‘会泽学’做些尝试，做一位‘会泽学’的先行者。”为会泽的历史文化创立一个学派，不仅是友人的提醒。1984年，当我跨入会泽县志编纂委员会这一编纂会泽史志的单位，完成了《会泽县大事记》一书时，也就萌发了这一想法。其后，虽工作多次变动，但为会泽的历史文化创立一个学派的想法仍如影随形，历久弥鲜。1989年11月，我由县城钟屏中学调往会泽政协文史委工作，在其后担任文史委主任及政协副主席职务期间，为会泽历史文化创立一个学派的想法愈加强烈。1995年6月，会泽县城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7月，会泽县历史文化名城民间研究会应时而生，我在担任会长期间，把创建以会泽历史文化为主的文化学列入了其后的主要研究课题。2002年，会泽县举办第一届“钱王之乡”旅游文化节，会泽历史文化名城民间研究会准备编辑《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一书，作为旅游文化节的礼品书，赠送给来宾。在该书的“前言”中，正式提出了“堂琅文化”这一学术概念，文中在论证了水城极有可能是“夜郎国的文化中心区域”后写道：

我们是否可以把会泽这种极富个性特点的文化称为“堂琅文化”，它应像古滇文化、两爨文化、大理白族文化一样自成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大花园中的别具一格的一朵小花，以示中华民族文化的绚丽斑斓及多姿多彩。

……

全书124篇文章，基本涉及会泽文化的各个方面，囊括了名城之“胜”，这是会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开发的必然结果，也是堂琅文化积淀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之“前言”中提出的仅是“堂琅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概念，还没有上升到“学”的高度，把“堂琅文化”提高到“学”的学术体系，是我于2006年12月6日应曲靖师范学院之邀，给该校两百多名师生所进行的学术讲座中正式提出的，其讲座的题目即是“堂琅文化学的创立和研讨”。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早晨，阳光明媚，在曲靖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大厅，面对两百多名老师和学生，作为主讲者，我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堂琅文化学”这一学术概念。整个讲座，从“堂琅文化的一般界定”“堂琅文化学创立的基础”“堂琅文化学的提出”“堂琅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植根的经济基础，依赖的社会政治结构及这种文化的特点”“堂琅文化的分期”“堂琅文化学涉及到的学科”六个方面阐述了这一学术理论。

此为讲座的第一部分。讲座的第二部分为“堂琅文化学的分类”，主要介绍了地理文化、土著文化、铜商文化、会馆文化、寺庙文化、戏台文化、宗祠文化、民俗文化、名人文化、红色文化等。

可以看出，“堂琅文化”从2002年在《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一书中提出来后，经过四年的酝酿，终于在2006年于一所大学所进行的讲座中正式提出。由“堂琅文化”到“堂琅文化学”，的确是一次质的飞跃，从讲座所涉及的内容看，堂琅文化学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学术体系，为今后堂琅文化学的创立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础。堂琅文化从提出到上升为一个学派，是需要时间积淀的。

“堂琅文化学的创立和研讨”在曲靖师范学院的一场讲座中首次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曲靖日报》以“会泽历史文化正式走向大学课堂”为题，给予了报道。曲靖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秦建文在讲座后的总结中说道：“曲靖师范学院位于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和爨氏文化及堂琅文化交融之地，是这两种文化托起了滇东北的这座最高学府，作为这所学校的学生，很有必要了解这些文化。今天，作为会泽的历史文化，卞伯泽先生将其提炼、升华，提高到‘堂琅文化’的层面，我们听后，受益匪浅。大有值得学习和研讨的价值。”

十多年前，我就是在共和国一派欣欣向荣的驱动下，不辱使命，在会泽县城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背景下，栉风沐雨，把被岁月沉积遗忘的历史再翻腾出来，提出和创建堂琅文化学这一学术体系，使会泽的历史文化成为一个较为系统的学术体系，进入了研究的范畴。

二、云锦天章——堂琅文化学的主要特点

从堂琅文化到堂琅文化学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那么，探索堂琅文化的特点，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是经历了时间的磨炼和洗礼的。

如果我们把触角延伸到拥有三千多年时光的会泽文化，你会发现会泽文化发轫较早，在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时隐时现，真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年。在研究会泽的历史文化现象中，以尹正祥为主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会泽三千多年的文化，就是绵亘三千多年的以铜产业为主的文化——“铜商文化”。这种文化发轫于商朝晚期，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由于记载的阙如，时隐时现，但东汉时期的“堂琅铜洗”，两晋时的“白铜”，五代十国时的“采银太监坟”，明朝时的开炉纪念币“嘉靖通宝”以及昆明凤鸣山的“铜殿”，《徐霞客游记》记载的“东川运铜大道”，恰如有那么一条红线，将这些散落于历史长河中的珍珠串联了起来。到了清朝，这种文化达到了鼎盛和辉煌。在清朝的历史大舞台上，上演了不少精彩的大戏。这种纵跨三千多年历史的铜商文化，是堂琅文化光照千秋的主体文化、主流文化。

另外，在以往研究会泽文化的著述中，“铜商文化”强调有余，但往往忽视会泽另一种纵跨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即彝族的“祖源文化”。不可忽视的是，会泽是彝族的故乡，彝族是会泽的土著民族。会泽从有人类以来，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献土设流”，一直是彝族统治的区域。故堂琅文化学的创建，除纵跨会泽历史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外，还有一条纵跨会泽历史的平行线——彝族的“祖源文化”。只有把这两条线索捋清了，堂琅文化学才会趋于完善、完美。

我在1984年参与编纂的《会泽县大事记》中，收录了不少明、清时彝族的史迹。我在之后的岁月中，特别是1989年调任会泽县政协任文史委主任后，在编纂《会泽文史资料》时，深感彝族的祖源文化，特别是彝族的“六祖分支”，在会泽乃至滇东北甚至整个云南的特殊意义。于是我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彝族文化的研究上，并读了不少彝族的文献典籍，如《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益那悲歌》《夜郎史传》《夷僰榷濮》《洪水泛滥》《赊豆榷濮》《叙祖白》《查诗拉书》，以及研究彝族的专著，如方国瑜的《彝族史稿》和陈本明的《昭通彝族史探》，特别是对方国瑜主编的《云南史料丛刊》及民国时期龙云主持编纂的《新纂云南通志》有关彝族的部分，都做了认真的阅读、分析。1992年我将研究的成果《会泽——彝族人民最早居住的地方》讲述彝族中“六祖分支”这一史实刊于《会泽县中小学乡土教材·会泽历史》一书中，这是会泽县迄今为止最早刊发的关于“六祖分支”的文章。其后，2002年，我在我主编及主撰的《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民族宗教篇”中，发表了《彝族的六祖分支》一文，并为该栏目撰写了《禄氏故居寻禄氏一族》《会泽历史上的土官》《禄氏女土官》《一曲彝族人民拥护共和的颂歌》等文章，为今后堂琅文化学中彝族祖源文化的创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2006年6月，我将十多年对彝族祖源文化的研究成果辍集成文，以《会泽文化之旅：民族篇》为书名出版，该书除记载了生活于会泽境内的苗族、回族、壮族外，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均是对土著民族彝族的研讨。其中，《创世纪的史诗——彝族“六祖分支”》一文有两万余字，通过多方考证及文献资料，全面阐述了彝族“六祖分支”于会泽乐业之洛尼山的情况，把史学界争论不休的彝族“六祖分支”的地点锁定在会泽。《现实与梦幻聚合的葬歌——彝族“指路经”》一文通过翔实的彝族文献史料，阐述了罗平、宣威、峨山、贵州大方、新平以及滇东北、黔西北的彝族送葬时，先要为死者念开路经，然后又为死者念指路经，至今他们所念的指路经仍然指向彝族祖源之地云南会泽一方，希冀死者魂归远祖安息之地。通过以上史料，进一步证实了彝族的“六祖分支”地点在会泽这一历史史实，为堂琅文化学中彝族的祖源文化找到了强有力的佐证。另外，《根生六祖地·孙衍堂琅川——会泽彝族的源和流》一文，具体阐述了“六祖分支”后，六祖的小儿子默部，即齐齐以及后裔在唐朝前期建立彝族地方政权的情况，以及六祖的四子恒部穆阿卧的后裔于唐后期开始至宋元明清在东川执掌土知府政权的情况。这些史实，虽草蛇灰线，伏脉千年，但通过上述文章，基本捋清了自“六祖分支”后彝族统治东川上千年的源和流的情况。其后，我还撰写了《古堂琅——夜郎国发祥的中心区域》《彝族与大黑天神》《迎婚彝族斗声酣》《悦娱祖先的葬俗》等文章，介绍了彝族宗教、婚俗、葬俗的情况。以上这些文稿，均收集在《会泽文化之旅：民族篇》一书中。该书定稿后，为了慎重起见，将其中有关彝族部分的内容送云南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进行审读，审读后结论是：“虽是一家之言，但史料真实，同意出版。”加之我在《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中的有关彝族内容的文稿，如《禄氏故居寻禄氏一族》《禄氏女土官》等，可以说，基本形成了堂琅文化学中除铜商文化这一主线外的另一条主线——彝族的祖源文化，这一学术体系。2006年12月，也就是我在曲靖师范学院进行“堂琅文化学的创立和研讨”学术讲座时，在“土著文化”这一部分，正式提出了“彝族祖源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主题，讲述了“六祖分支”的时间、地点、经过，以及六祖两个儿子（默和恒）后裔创建政权的兴起和衰亡、清初清王朝于东川的改土归流，特别强调了彝族“祖源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第一次讲座，我正式提出了与“铜商文化”并列的“彝族祖源文化”，让堂琅文化学的研究迈出了新的一步。

综上所述，本世纪初叶，我除概括了会泽三千多年铜的开采、冶炼、鼓铸和京运的铜商文化现象，以及绵延了两千多年的以彝族“六祖分支”为代表的彝族祖源文化外，还在发表于2002年《名城研究》（创刊号）上的《会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课题》一文中，提出了会馆寺庙文化、民居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名人文化等。这样，就带来了这样的问题：上述文化应怎样组合才趋于合理？在上述文化中，应怎样分清主次，廓清主流与次流，捋清主干与枝叶，以及纲与目等怎样组合、表述等，才能正确囊括堂琅文化学的固有特点？此项工作，同样也是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2000年，我在给《曲靖文史资料》（第一辑）写的《铜商古都——会泽》的文章中曾对会泽历史文化的特点做过初步总结。该文写道：

会泽历史文化名城最具特点之所在可以归纳为一都、两线、三城、三个精品景区支撑点、十多个文化片区。一都，即铜商古都会泽。两线，即贯穿会泽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和土著民族文化。三城，即万里京运第一城、会泽文化城、彝族六祖分支城。三个精品景区支撑点，即以唐继尧为载体的名人文化区，以水城为主的“六祖分支”景区，以大海草山为主的自然生态文化区。十个多元文化片区，好以文庙为主的儒家文化片区，以吕祖阁为主的道家文化片区，以大佛寺为主的佛家文化片区，以义通河为纽带一河带四馆的会馆文化片区，以新旧铸局为主的产业文化片区，以西土主寺和水城为主的本土文化片区，以金钟山和灵壁山为主的自然生态文化片区，以石匠房古隧道为主的文化片区，以唐继尧为主的历史文化名人文化片区等。

2002年，我在《名城研究》（创刊号）发表的《论会泽文化资源优势及其刊发》一文中，提出了“抓住一条主线（铜商文化），叫响三个世界第一（“嘉靖通宝”、黑颈鹤、白铜），突出全省仅有的四名（名都、名人、名族、名股份公司）。可以看出，上述所提观点，还比较零乱，缺乏一定的逻辑性，不能反映出堂琅文化学固有的特点，但它为今后堂琅文化学的特点的归纳总结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06年，我在曲靖师范学院开办的“堂琅文化学的创建和研讨”的讲座，也曾对会泽的文化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将会泽文化归类为十五类。这十五类中，若进行同性归类的话，有地理文化、土著文化、铜商文化三类。这次归类也不科学，不能完全展示堂琅文化学固有的特点和内在逻辑。

时隔8年，到了2012年，我在撰写古城区的导游辞《会泽文化之旅：古城遗韵》一书时，在《岁月如歌　名城似珠》一文中，对堂琅文化学的特点，提出了“两条主线”，即绵延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和贯穿会泽两千多年的彝族祖源文化；三张名片，即钱王之乡、会馆之城、护国元勋之家；六个支撑点，即会馆、寺庙、宗祠、名人故居、传统风貌街区、铜产业遗址及工艺。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金江如带，名城似珠。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于会泽三千多年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宽于大江南北，京畿、蛮荒，在纵横交错中来审视名城的历史文化，那么，铜商文化、彝族的祖源文化，堪称这座城市的主流文化、主体文化，它们统领着其他文化。传统街城文化、会馆文化、寺庙文化、宗祠文化、名人民居文化可以称之为名城的实体文化，它们是凝固的音乐，实实在在地屹立于名城之中，地理文化、民俗文化、名校文化、饮食文化、方言文化、红色文化、奇石文化、民间戏曲和音乐，除彝族外世居的少数民族文化，可以说是主流文化下产生的子文化。名城会泽，大概也就由这十六种文化组成。

这次总结，虽比以前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对两条主线的总结，十分接近会泽历史文化的实际，但这次总结，过于繁琐，分类较细，没有达到尽善至美的境地。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015年时，我对会泽历史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时，会泽的铜商文化已正式纳入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的研究课题，会泽政协副主席尹正祥的《铜商文化对会泽文化旅游的支撑研究》及我的《铜商文化与会泽名城发展研究》成为该校的重点研究课题，并首次刊于该校的《铜商文化研究》校刊上，较高层次的课题化研究在逐渐形成。根据需要，我撰写了《会泽县历史文化资源概况及开发价值》一文，通过列表的形式，将会泽历史文化资源分为三个部分：(www.xing528.com)

第一，铜商文化资源及其载体共十二项，载体大多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如“堂琅铜洗”、江底铁索桥等。

第二，彝族祖源文化及其载体，共十项，大多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实体，如“统管堂琅印”、西土主寺等。

第三，由铜商文化及彝族祖源文化演绎派生出来的子文化，包括会馆、寺庙、宗祠、民居、民俗、饮食、节庆、奇石、演艺等十二类。

根据以上分类，我对堂琅文化学这一学术体系中的“堂琅文化”的特点做了以下的归类和描述：

绵亘会泽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和“彝族祖源文化”，形成了会泽纵向上的两大文脉，由此派生出来的会馆文化、寺庙文化以及民居文化等十多种子文化，形成了会泽横向上的经线，这种纵横交错、经纬互织的文化特点，编织了云铺绮丽、霞叠瑰秀的会泽云锦天章文化大观图。

行文至此，可以说我对堂琅文化学的历史文化特点的探索和表述终于告了一个段落。这个过程有十多年的时间，真有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饮冰十年，难冷热血”的感觉。这次对堂琅文化学特点的总结和表述，有以下特点：其一，将彝族祖源文化和铜商文化并列，成为会泽历史上的两大纵线，摒弃了学术界只讲“铜商文化”而忽视彝族祖源文化的弊端，十分符合堂琅历史文化的实际；其二，如会馆文化、寺庙文化等十多种会泽历史文化产生的文化，将其列入子文化的系列，它是上述两种主体文化的产物，形成了堂琅历史文化的横向上的经线；其三，表述了这种主体文化之间和若干子文化的关系，是主与次、纬与经互织的关系；其四，总结了堂琅文化的特点，堂琅文化就是在这种纵横交错中，编织了云铺绮丽、霞叠瑰秀的云锦天章大观图。这次对堂琅文化学特点的总结，真所谓集十多年探索之大成，准确、简练，摒弃了重复，故学术界称此为“精彩之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三、花团锦簇——堂琅文化学取得的丰硕成果

综上所述，堂琅文化学从提出到创立，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堂琅文化学的特点概括，经历了漫长时间的磨砺。在这近二十年的岁月里，笔者和民研会的成员，通过作品构建了堂琅文化学这一学术体系。

对堂琅文化进行全息扫描的作品如下：

1.《历史文化名城——会泽揽胜》（横向展开）

2.《东川府编年史》（纵向铺陈）

3.《文情诗韵系古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会泽诗文集》（诗文搜集）

自成系统，对堂琅文化学中的主流文化形成体系的作品有：

1.《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篇》（主体文化：铜商文化）

2.《会泽文化之旅·民族篇》（主体文化：彝族“祖源文化”）

3.杨德昌先生的《铜马古道篇》《铜商经济篇》《铜商经济纵横谈》等。

介绍堂琅文化子文化的作品有：

1.《会泽之旅》《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会泽十景》（地理文化）

2.《会泽文化之旅·民俗篇》（民俗文化）

3.《会泽文化之旅·会馆文化》（上、下）（会馆文化、寺庙文化）

4.《会泽文化之旅·趣话方言》（方言文化）

5.《会泽文化之旅·舌尖上的会泽》（饮食文化）

6.《会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与汤年生合作），《会泽文化之旅·民间音乐篇》（与汤年生合作）（演艺文化）

7.《文才武将出堂琅》（名人文化）

8.《百年回眸·爱满人间》（名校文化）（刊于会泽东风小学建校100周年的纪念册《东风雨露》一书中）

9.《戍边文化的代表——宗祠》（宗祠文化刊于“会泽之旅”丛书中）

10.《滇东北规模最大的传统民居群落》（民居文化刊于“会泽之旅”丛书中）

11.《历史文化名城会泽》第九章“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刊于《名城研究》第三辑中）

以上作品，大体形成了“堂琅文化学”的学术体系。

堂琅文化的主体文化：铜商文化、彝族祖源文化。

因主体文化形成的子文化：地理文化、民俗文化、会馆文化、寺庙文化、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演艺文化、名人文化、名校文化、宗祠文化、民居文化、传统街城文化，红色文化，共十三类，大体涵盖了主流或主体文化下产生的子文化的全部内容。

四、旅游系列作品

对会泽旅游进行研究讨论的作品如下：

1.《会泽旅游文化》

2.《旅游文化新臆》（尹正祥著）

对景区景点进行研究的作品如下：

1.《会泽娜姑——万里京运第一站》（尹正祥著）

2.《天下第一地缝之乡·雨碌》（与郭兴良教授合作）

3.《会泽文化之旅·古城遗韵》

综上所述，二十多年来，在堂琅文化学的创建中，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的会员创作了分量极其可观的反映堂琅文化学的作品，这些作品大体展现了堂琅文化学主流、主体文化及若干子文化的风貌。也就是这些作品支撑了这一学术体系的发展，完善了这一学术体系，它是堂琅文化学术体系最直接、最生动、最全面的载体，在这些载体的支撑下，堂琅文化这一学术体系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百花齐放的景象，形成了一派欣欣向荣、花团锦簇的学术氛围，屹立于中华传统文化大花园中。

美哉，堂琅文化学。

2019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