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决策: 决策风险的根源

由人来进行的决策只能尽量减少风险，无法完全避免，因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决策理论大师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经典的有限理性理论，即现实生活中作为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西蒙提出，要重视心理因素、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在决策制定中的作用。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从知识论的独特角度推进了人们对“有限理性”的理解。（1）就人与人相互关系而言，知识是分立的，因此对于单个决策者而言，必然处于“无知”状态；（2）就人与其自身所拥有的知识关系而言，我们掌握的很多重要知识恰恰是默会的知识，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3）就人与社会知识的关系而言，个人有时甚至处于根本无知的状态。既然任何人都不知道谁知道得最清楚，并且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社会过程使得每个人在其中都能够尝试和发现他能够做的事情。

人类的无知状态充分体现在对转基食品这类事物上。对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风险，社会各界认识非常不统一，支持者与反对者立场截然对立。一些权威机构声明，经过安全论证的转基因产品与传统农产品一样安全。但有很多论者认为这并不代表其没有危害，即使现有科技水平无法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或许经过若干年之后这种危害才暴露出来，因此人类对转基因的推广食用一定慎重。转基因、核能源等涉及人类重大安全甚至整体命运的领域，若采纳会缓解食品、能源等相关领域的供应紧张的局面，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保证绝对安全。对该类问题的决策属于事关国家和世界命运的重大决策，充分显示了人类理性的限度。

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多，只有极少数先贤才能够看清楚未来。比如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规模似乎超过人们的预料。比如大城市修路，不仅城市规划的设计人员要很有远见，关键是拍板的领导者要有魄力。不然就算设计人员建立了再多的数学模型，列出了再巨大的车流量，能够决定是否拨款的领导者也会比较慎重，因为面临经费的压力、拆迁的压力、预期车流量的不确定性等。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中，北京市委对长安街宽度的规划是不少于100米，最终划定为120米，这一规划被当时一些中央部门和规划人员批评为“大马路主义”。1956年，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坚决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主义，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后来长安街在承担政治功能的同时，还是一条繁忙的交通干道。若抛开新中国成立后对北京城市规划利弊得失的争论，现在单看长安街宽度的超前规划与现在的车流，应该说决策者是比较有远见的。(www.xing528.com)

组织文化与组织能力制约往往也是产生决策风险的一个因素。文化比较保守的组织在应对创新事务决策的时候往往力不从心，封闭文化下也很难开放心态欢迎异己意见。中国各级政府有很强的资源组织能力和实施能力，这对搞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很有效，对于短期综合性项目，如奥运、世博也有效；但对于需要长期运作并充满投机等各种风险挑战的资本市场制度与环境建设而言，政府的动员能力是捉襟见肘的。对这类软事务，需要的是“无为而治”的耐心和文化营造而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雄心壮志，如果决策方法不对会适得其反。在这方面有些地方政府领导者的能力尚有很大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