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领导决策：化解优柔寡断误区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提出“缓心而无成，柔茹而寡断，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意思为：行事迟疑而无法成事，性格懦弱而没什么决断，不能决断怎么样做才好，怎么样不好，国君如果有这样的性格是要败亡的。战国时代，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任职期间，有人劝他及早地把一个实力派人物李园除掉，黄歇犹豫不决，优游寡断，迟迟没有接受劝告，后来反被李园派来的刺客杀死，正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犹豫是生命中最大的惰性因素。领导者迅速做出决断，很可能这就是改变命运的关键性一步，世界上许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都属于敢想敢做的人，而有些所谓智力超群、才华横溢的人却因没有做出关键决断而终无所获。

优柔寡断有几种情况：（1）瞻前顾后，不知取舍。各种方案都是各有利弊，很难有通吃的最佳方案，此时决策者归根结底不愿意做任何舍弃，因而也无法收获，陷入“布里丹选择困境”陷阱。唐高祖李渊在立嫡问题上优柔寡断，久久不决。太子李建成与二弟李世民之间嫌隙渐生，猜忌日重，而在此过程中李渊一直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导致两子矛盾愈演愈烈，直至不共戴天。秦王李世民战功赫赫，他在合法夺嫡无望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夺得皇太子之位，并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2）过度收集信息。当人们面对一个复杂的、基于变量的决策时，很容易持续收集信息、寻求更多意见，或者在做决定前不停地分析。如果前期准备时间过长，糟糕的决策者就会选择延迟，好机会就这样错失了。（3）过度谨慎，不愿冒险。过度地考虑不利结果，没有勇气承担这种后果。（4）依赖他人。有些人无法独立做出决策，总在等待其他人意见，但他人意见可能并不可靠，或者有各种不同意见。

高效决策者在关键时刻知道如何独立行动。决断力能控制行动，只要敢于决断，便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奇迹。比较理想的领导决策应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该句原意指军队未行动时就像未出嫁的女子那样沉静，一行动就像逃脱的兔子那样敏捷。领导者不要事事都决策，而是决策在关键处发力，减少决策频率，提升决策质量。如果没有一定投入或把握，宁愿暂时不做决策，维持现状或趋势。

【案例阅读】李自成为何功亏一篑？

1644年，从3月19日到4月30日，覆灭了摇摇欲坠的明王朝的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这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极盛时期。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和山东、河南两个全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广袤千里。然而，从1644年5月到1645年4月的一年，从北京城仓促撤退的李自成大顺军在连续遭到清军重创后，实力损失很大，士气低落。1645年5月初，当李自成率余部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击杀。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大顺政权的最终覆灭，大顺军余部从此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揭开了新的篇章。当初意气风发攻占北京城的大顺政权顷刻间就灰飞烟灭，功亏一篑，令人扼腕叹息！

李自成称帝后，实施追赃助响政策，将官绅地主推向了敌对位置。一方面采取了部分办法招徕官绅，另一方面又大范围地以追赃助饷打击这个阶层。在追赃过程中官绅们巧取豪夺所得的家赀难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始料不及的。官绅地主归附大顺政权，正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变节，把过去痛骂的“闯贼”李自成当作新的靠山。然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员被录用的占少数，地方官员由于大顺政权选用的原则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吸收的明朝官员所占比例很小，就整个官绅地主而言基本上处于被打击的地位。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当大顺军所向无敌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大顺军队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麻痹轻敌，部署失误。从万历末年起辽东的满洲贵族军事力量日益崛起，成为明朝廷棘手的课题，而明末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又是同明清之战交织进行的。为了抵御满洲贵族的进犯，明朝廷多次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将。按情理说，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例如，李自成在湖广荆襄地区部署了以大将白旺为首的七万兵马，当大顺军向北京推进时，明军左良玉部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河南刘洪起等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白旺上书请援，李自成当即决定派绵侯袁宗第带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由陕西奔赴湖广先击败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乱，直到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与湖广。这种局部的胜利只是导致了全局的失败。白旺七万之众完全可以牵制住左良玉部，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袁宗第所统右营为大顺军攻城野战的五大主力之一，本应调到北京地区，等到稳定辽东局势以后再回头收拾左良玉等手下败将，是易如反掌。李自成计不出此，说明他对用兵的轻重缓急缺乏战略头脑。(www.xing528.com)

占领北京以后，李自成的麻痹轻敌思想进一步暴露出来。当时他身边的军队总数大约有十万人，受封侯爵的大将有刘宗敏、李过、刘芳亮、张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过来的军队，兵力也还可观。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将张天琳镇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将马重僖为节度使，唯独在京东山海关一带没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将去镇守。他的着眼点仅限于招降撤入关内的吴三桂、黎玉田和关门总兵高第，而对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却置之度外。开初，李自成对吴三桂、黎玉田率领的辽东官兵和山海关总兵高第的招降进行得很顺利，吴三桂在大顺政权“许以父子封侯”的条件下同黎玉田、高第一道归附大顺政权，吴三桂奉李自成之命率部由永平府前往北京“朝见新主”；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李自成在招降了辽东和关门明朝官军后，似乎认为京东的问题已经解决，对清廷出兵干涉的危险毫无认识。

他在山海关地区的军事部署只是派了几天以前在居庸关投降的明朝总兵唐通率领原部八千兵马接管山海关防务，而没有派大顺军嫡系大将出镇该地区。从他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证明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怨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何况，李自成进京后，如果对吴三桂安抚得当，并立即派遣大顺军高级将领率主力协同吴军镇守山海关一带，吴三桂叛变的可能性很小，京东的局势也将比较稳定。

摘自顾诚：《南明史（上）》，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有删节。

案例启示：

李自成入京称帝到大顺政权覆灭非常迅速，这跟李自成在政治、军事上重大决策上的失误关系密切。进京后李自成政权的角色没有顺应情境而及时调整。李自成实施的追赃助饷政策让那些投降的官绅地主感觉到不仅新靠山不可靠，而且自身利益难保，于是站到他的敌对位置上去。领导者要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才能够取得同盟。

进京后李自成政权风险意识没有时刻保持，对敌我力量对比缺乏清醒认识。军事部署没有抓住重点，旧臣降将没有合理安抚，导致吴三桂再次叛变，以及其他军队投靠清军，军事上忽视清军的威胁以及轻信前朝降将，军事布局失误，所有这些，体现了李自成政权陷入急功近利和忽视事业长远发展需要的决策误区。

[1]刘瑜：《民主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3—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