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在领导决策中的关键作用

对于经验决策来说，调查研究是基础工作，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决策方法。调查研究之后做出决策，是领导决策的最常见形式。调查研究可分解为调查和研究两步，前者是对特定对象通过文字资料、现场观摩等形式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后者是在调查的基础上，经过准确的归纳整理，科学的分析研究，进而揭示事物的规律，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领导者经常要深入基层实践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关键是解决深入的问题。有些领导者工作作风浮漂，下基层调查研究仅满足于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主要形式是听取下级机关领导的汇报，或者看下级机关提供的材料，既不深入，也不全面，这样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应该更深入一些，比如分别召开各个岗位层级的多个小型座谈会；随机抽调个人来个别谈话，同时对反映实际情况的个别谈话者严格保密；在调研中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做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逐渐发现，他到各地视察，往往看不到真实情况，这是当时中央决策偏差的重要根源之一。为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派出多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查，这才掌握了一部分相对真实的情况。

更深入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亲身体验。党政领导者可以微服私访到基层，直接到生产工作第一线典型岗位观察了解一下，了解情况更加真实，也能体会到一线工作人员工作的酸甜苦辣。上级领导干部也可通过挂职、任职等途径亲身体验基层工作。如果一个领导者对下级和下属单位调研时能做到这几层，得到的信息就会比较真实而全面，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来的决策就不至于偏差太大。

调查研究需要具有典型性与广泛性。上级政策常常存在“一刀切”的问题，缺乏精细的分类管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调研不广泛深入。调研既需要找到典型对象，又需要开展多点调研。政策制定要有针对性，某些规定在什么情况下适用，通过多点调研究会比较清楚。通过多点调研而非单点调研，使得调研之后出台的政策考虑更加周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毛泽东在参加革命早期对中国基层社会多地、多次进行详细调查研究，用阶级这个变量对社会进行了细分，找到了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对象，找到了革命的主力军的主要需求——土地，找到了革命营销口号——“打土豪，分田地”。通过调研，毛泽东既找到能够最好为之服务的那部分民众，又发现如何最好地满足这些民众的需求，从而为中国革命提供正确方向和行动策略奠定扎实基础。

领导者在调查研究时，常面临如何对待上级既定政策的问题。调研时不能拘泥于上面定的调子和已经下的结论，上级的文件及领导的指示只能是调查研究和分析问题的线索、方向和指导，不应该成为工作的固定框框。上级也应以此态度来对待自己下发的文件和指示，不能用它们将下级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捆绑，造成死水一潭。(www.xing528.com)

调查研究需要细致而又专业地开展。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每一项重大投资决策，都不是短期内仓促做出的，决策前的可行性调查都是经过数年深入细致的调查，考虑到各种收益于风险，注重长远的战略利益。市场上还有很多专业性的调查公司，接受客户委托进行各种调查活动，为客户提供定向信息服务，在做有关重要决策时需要的有关信息，比如消费者习惯、品牌认知、客户经营、薪酬水平等时，可以借用它们的力量。

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情报。占有优质注意力是稀缺资源，优质的资讯同样是稀缺资源。高水平的领导者都深知信息情报的重要性。罗马帝国开创者恺撒对高卢的信息了解，从他本人对高卢战记的描述，可以看出是早有准备。而且，恺撒在遇到难以决策的时候，多次亲自审问战俘；人在高卢作战期间，留在罗马的心腹也源源不断地把元老院的情报送来，做到前线和政坛两线作战，游刃有余；恺撒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密码，用来保证情报传递的时候，不会在被拦截后泄密，被称为“恺撒密码”。

在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两者之间，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领域更强调民主化，专业性较强的决策领域更强调科学化。强调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都是为了克服“三拍”干部带来的决策失误问题。领导者在做较大的决策之前，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可咨询对象包括同事、智囊、上级、朋友、家人。在涉及群众切实利益的问题上要充分听取相关群众的意见，告诉他们自己关注的问题或想法，问问他们的想法。只要领导者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并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咨询他人意见是有帮助的。要注意的是，咨询他人意见的时候，有时也无须透露自己的想法。当要做出重大和影响深远的决定时，确保听取本领域专家的意见。在决策中如果遇到重大专业性难题，则一定要通过正式渠道咨询相关专业人士和机构，听取他们的建议。上述这些咨询行为将用上更多的时间和可能会产生费用，但能够把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降至最低。

调查同行中的先进做法来帮助领导者做出决策同样是一种技巧和方法。在企业界，要判断一个行业的前景，最简单的办法是看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在干什么，因为他们才是最聪明、最敏锐的观察家。在中国，各地政府有时会有了解并参照北京市做法的惯例。因为中央机构都位于北京，北京市的领导最接近也最了解中央的政策思路。因此，在没有足够信息对中央新政策和新精神进行判断的情况下，各地政府将北京市作为标杆一般不会犯方向性错误。同理可推，各地市政府在类似情境下也可将省会城市作为标杆进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