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决策：实现共识性决策的途径

在网络时代的共识性决策中，领导者对下属和公众有整合、引导和妥协三种决策途径。

1.整合的决策途径

整合思维不以选择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为代价，而是以创新形式消除意见对抗，新的意见同时包含对立意见的某些因素，且优于其中任何一方。根据学者王雪峰的观点，领导者的职能是整合，通过战略整合事务、通过组织整合人员、通过文化整合人心，这就是领导者的三种整合方式。具体到决策领域，领导者的决策行为是与组织自发的离散秩序进行对抗，通过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建立起共同的组织目标，把组织的事务、人员、人心整合起来。网络时代的平台化发展，同时重视个人创造，于是一箭双雕的事业合伙人制在企业界开始盛行，旨在将优秀的志同道合者充分整合进事业团队中。组织通过整合有了凝聚力，决策才被赋予生命力。

2.引导的决策途径

公众既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又具有群体无意识的天然特性，他们不容易从公共利益角度，常常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领导者需要带着下属和公众朝向自己确立的目标方向集体行动，可在观念、思路、技术、行动等诸多领域发生。当前新生代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各类组织，从代际角度看，领导者通常年长者居多，这些年轻下属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有着与上级领导显著差异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方式，他们一方面思维活跃、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又不时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情绪波动大，对岗位职责与领导交代的任务也持无所谓的态度。年长领导者做出的与年轻人密切相关的决策能否得到年轻人的理解与支持，要看能否在决策中充分吸收年轻人的意见，让年轻人参与决策，这就运用了网络时代的用户思维。

3.妥协的决策途径

在网络时代，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一定要征求和尊重相关公众的意见。对社会整体利益有利的决策，可能会损害局部利益，可对局部利益进行补偿；如果暂时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宁可先放一放，以免激起矛盾。政府与民众妥协是政治文明的表现，是开始远离官本位的表现。许多僵局，都必须靠妥协来化解。传统官本位体制下，许多领导者不懂或不愿妥协，实际上是在积累矛盾、增加隐患。一旦陷入僵局，只能鱼死网破。一些地方由区区小事酿成恶性群体性事件，都与当地政府不懂妥协密切相关。懂得妥协的领导者是有智慧的，也会赢得公众的尊重。

在任领导者大都正值盛年，传统人生经历阅历丰富，往往不容易对超越生活经验广度的信息感兴趣，不愿突破。网络时代的社会变化如此迅速，技术在飞越，信息在流通，可能曾经的经历阅历成为成长进步的障碍。从网络时代的特征可以看出，决策绝不再是领导者个人的事情，也不是领导班子的集体事务，而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事务。从共识性决策可以推论，决策主体应该平等，决策内容侧重战略，决策方式重在沟通。领导者应综合运用整合、引导、妥协三种决策途径，通过共识性决策来实现整体决策目标。

【案例阅读】英国脱盟公投与卡梅伦的困境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公投，“脱盟”公投计票结果揭晓，“脱盟”一方支持率为51.89％，而赞成“留盟”的投票者占48.11％。英国人民通过投票的方式成功终结了跟欧盟及其前身长达43年的联姻。6月24日，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宣布辞职，7月13日正式卸任并辞去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职务，彻底退出英国政坛。保守党新任党首特里莎·梅（Theresa May）继任首相，开始领导英国内阁开展脱盟谈判。

英国社会一直围绕脱盟问题争论不休。卡梅伦在2015年再次赢得大选后承诺，他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将在2017年底之前，就英国是否脱离欧盟举行一场全民公投。分析人士认为，卡梅伦当初提出“脱盟”公投，除了对冲国内疑欧派的政治压力外，还有以此让欧盟在谈判中妥协让步的政治意图。但公投结果显示卡梅伦“政治豪赌”失败，这不仅可能引发英国政坛“大地震”，更可能促使欧盟国家“疑欧”情绪上升。(www.xing528.com)

在投票之前，卡梅伦在演讲中呼吁选民们，特别是年长的选民们考虑他们子孙的“希望和梦想”，为了孩子的未来，投票留在欧盟。投票结果揭晓后，卡梅伦表示，英国民众已经做出了清晰的选择，将会离开欧盟走另外一条道路。既然英国人民已经明确选择了与他所支持的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也不再适合担任“掌舵人”，英国需要一个强大、有决心、坚定的领导人就脱离欧盟与欧盟进行谈判。他说，离开欧盟不是他想建议的道路，但愿意做任何事帮助英国找到自己的道路、发出自己的声音。

英国在欧盟中一直心猿意马，从历史上看是欧陆平衡政策的延续，从现实来看是大国衰落心态的失衡。有分析人士认为，导致英国公投“脱盟”的主要原因是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大多数投票支持脱离欧盟，这些地区长期经济不振，与当地的萧条和伦敦等大城市的繁华形成巨大反差，公投是“草根”对精英的“起义”。

英国“脱盟”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忧虑，但“留盟”也并非简单维持原状，因为形势已经变化。某种程度而言，英国“脱盟”公投并非在好与坏、是与非之间做出抉择，更像是一项两难选择，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全球经济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欧洲经济增长乏力，许多国家失业率高、社会问题突出，加之2015年开始席卷欧洲的难民潮进一步加剧了欧盟经济的安全隐患。而被认为是支持“留盟”的苏格兰地区，同样经济增长乏力，投票率较低。

案例启示：

卡梅伦面临的困境在于，他认识到融入欧洲一体化是时代趋势，却无法由此满足英国部分民众传统保守的心理。英国“脱盟”投票把直接民主的弊端暴露无遗。英国多数同意“脱盟”，但苏格兰反对“脱盟”，其结果可能会造成英国的分裂。直接民主不仅削弱首相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且还要首相帮助人民实现向违反自己理念的方向过渡，要求首相有广阔的胸襟。卡梅伦的辞职就是通过让出权力来表达对相反观点的尊重。

领导力的实质是主体对时代变革需求的回应能力。在国际领域，回应能力强的，追随国众多，回应能力弱的，更多的是疏远国。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欧盟缺乏足够的领导力，缺乏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许多政治家只关注本国或本地区的事情，算计自身利益，很少从欧盟整体角度来看问题，导致欧盟出现种种问题，造成欧洲一体化面临停滞甚至倒退的恶果。

[1]廖雄军：《关于创建比较领导学的几点思考》，《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8期。

[2]马俊林：《东西方领导思想的八大差异》，《领导科学》，2001年第3期。

[3]朱文轶：《做官：13位中国官员应对危机之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

[4]高奇琦、阙天舒、游腾飞：《“互联网+”政治：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