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决策：社会文化比较

西方决策理论一般把研究重点放在对决策过程的考察上，塑造决策过程的模型，讨论各种决策情境之下的适当对策，塑造各种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决策过程中的结合模式，寻找先进的决策技术方法。而中国的决策思想主要是基于经验判断，留下很多经验判断的古代经典语句，比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等。中国大多数领导者都是经历很多年的基层历练，层层选拔上来的，工作经验丰富，由于经验不足而导致决策失误的可能性较小。

领导者和领导机构所表现出来的领导行为，从被领导者视角上来看就是领导风格。群体组织行为主要由传统塑造，领导风格深深地根植于社会文化体系中。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领导决策行为已经被写进了人类的DNA中，成了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反应和本能行为。各个人类群体发展的差异，为决策行为留下历史传统的印记。

在一些国家，由于宗教传统根深蒂固，宗教信仰对领导权力也有一定影响。比如古代以色列的摩西既是宗教领导，同时是以色列人的统治者。在奠定美国自治基础的“五月花号”上，牧师布拉特德（William Bradford）虽然是船上的领导者，但“五月花号公约”主要还是船上乘客的主体——英国清教徒——集体意志的产物，他们基于自己的信仰而立约，从而奠定了美国宪政的基石。

就影响领导决策的智库来说，美国特有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导致权力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对智库的需求，美国政党权力的分散也为智库提供了施加影响力的巨大空间。加拿大作为联邦制国家，智库的地理位置则高度分散在各省，主要为各省的地方事务提供决策咨询建议，位于首都渥太华的智库数量并不多。在中国，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智库和智囊人物大多集中在首都北京，这是中央对重大决策咨询有巨量需求的反映，体现了中国中央集权决策体制的典型特征。(www.xing528.com)

宗教、民族等社会文化传统都是领导决策中要考虑的因素。在伊斯兰教色彩极其浓厚的伊朗的权力架构中，最高宗教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和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其权力高于世俗的总统，他对国家最高决策有最终解释权和决定权，这种设置是全球独有的。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Khomeini）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地位均在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之上，而且是伊朗武装部队、革命卫队、民兵的最高统帅，在平衡伊朗各种宗教和世俗势力方面发挥“定海神针”作用。

很多民族地区的传统风俗特别浓厚，如果不尊重这些风俗，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很多决策就无法执行。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经过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地时，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根据彝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高级军事将领刘伯承与当地头人小叶丹在冕宁县彝海边上打鸡吃血酒结拜兄弟。红军的后续部队此后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估计无法通过的彝区。“彝海结盟”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体现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爱戴和军民的团结。此次结拜对长征胜利起到关键的作用。

欧洲大陆长期分割成很多独立国家，各国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拉丁文化、日耳曼文化、希腊文化、斯拉夫文化、维京文化等并存，因此社会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法国最突出的特点是民族主义、傲慢和优越感，因此法国人的管理表现出封闭守旧的观念。意大利崇尚自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在管理上显得组织纪律差，企业组织的结构化程度低。德国人的官僚意识比较浓，组织纪律性强，而且勤奋刻苦。因此，德国的企业管理中，决策机构庞大、决策集体化，保证工人参加管理，往往要花较多的时间论证，但决策质量高。企业执行层划分严格，各部门负责只有一个主管，不设副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