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决策：不同思维方式的比较

1.人性假设差异与领导决策

中西方对人性假设存在差异。西方传统文化受基督教的“原罪”论影响，主流倾向于人性恶，西方传统管理体系追求的是“防恶原则”，先假设每个人都是坏人而采取制度防范。西方从管理思想上先后经历了“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复杂人”假设等阶段。中国自古有性善论、性恶论、无好恶论等认识，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提倡“性善论”。中国传统管理体系追求的是“圣贤治国”，从人群中选出圣人和君子，把权位放心地交给他。不同的人性认定导致追求“人治”还是“法治”的差异。西方认为自然人差别不大，都有共同的欲望、追求和行为规律，中国则将人分为不同的等级。基于以上认识，西方产生行为科学——所有人行为规律性探究，中国则产生人才学——部分特殊人物的成长要求和规律。

基于“性善论”，中国传统行政体系追求的是“圣贤治国”，对掌权者的限制与约束相对较少。领导者与下属权力差距较大，领导决策中更多地采取专制型领导行为；基于“性恶论”，西方管理体系的防范制度比较强，对防止领导行为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约束。领导者与下属权力差距不大，每个层级各司其职，领导决策以上下级协商为重要特征。

基于“性善论”，中国领导者碰到下属工作出现问题，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对下属进行道德说教来防止再次发生，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国领导者经常采取的措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单纯的道德说教效果有时并不十分显著，制度约束与能力不足等都影响下属工作。因此需要更加全面地考察，多种手段并举。西方领导者更多地从制度约束、流程设计和能力发展等方面来开展领导工作，而很少采用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塑造手段。

2.宏观微观差异与领导决策(www.xing528.com)

中国人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方式，更具整体性。中国人更注重整个世界内在的联系和运作方式，认为世界万物是一体的。这种系统思维的优势在于能够综观全局，但另外一面却带来相对不注重分解内部结构，有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整体性思维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以统一的面貌出现。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分裂的局面，之所以在分裂之后能够迅速地回归统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潜意识里有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在分裂的时候，能够有时代英雄挺身而出，顺应人民的要求，重新回归统一。

在整体性思维下，中国领导决策的一个特点是较少进行过程分解和追根溯源，遇到问题就直接着手去解决。对西方领导决策来说，遇到问题首先考虑的是从过程中发现问题，堵住漏洞源头，这反映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把事物进行分解，善于从局部发现问题。有这样一个例子，某中美合作大型工程施工现场发现一堆来路不明的沙土堵住路了，中国负责人的第一反应是尽快派人把这堆沙土运走，让道路畅通起来，而美方负责人主要关注点在于这堆沙土的来历，到底是什么人把这堆沙土放在这里，有什么用途，怎么堵住这个管理漏洞，等等。

西方更加注重对事物的内部进行分析，但宏观思维相对缺乏。典型如德国，便是一个井井有条、有板有眼的国家，整个社会仿佛是一架庞大的机器在顺利地运行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这个机器中的位置和作用。然而，如果认真执着过了头或选错了地方和方向，则好事或者好心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会做出错误的选择和决策。比如东德和西德统一后东部地区的经济转轨问题。两德统一从外交和两德之间政治关系解决的角度来看的确是成功之举。在经济领域，把东部地区原来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改造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并不等于在实际政策和实际做法上也必然是正确的。当时的德国领导人把经济的转轨过程想得过于简单和乐观，时任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甚至估计东部经济在三五年内就可以赶上西部，因而实行了“休克疗法”，而未能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复杂情况，采取更加稳妥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事实很快证明这种做法是一种“恶治”，但为时已晚，难以挽回，代价高昂。科尔总理在1992年时就不得不承认，他在统一的时间表和费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