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决策中要有对法律和正义底线的敬畏，这既是出于保护自己，也是为了升华自己。如果缺乏正义感，再优秀的领导者也无法为人类做贡献，甚至会沦为罪人。被誉为“现代航天之父”的德国科学家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是集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与领袖气质于一身的人物。布劳恩是公认的世界顶尖火箭专家，他领导开发的V-2火箭使得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的火箭技术远超对手美国和苏联。如果单纯从科学家和领导科研团队工作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卓越的，然而为倒行逆施的纳粹德国服务多年，使得他的这种超强能力成为反人类的工具。“二战”结束时，他位列美军必须抢到的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黑色名单”榜首，前往美国，此后为美国的导弹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美国的民族英雄，并于1960年出任美国国家宇航局的第一任局长。为纳粹德国研制出V-2火箭使他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而他后半生在美国为人类航空航天事业所做的贡献巨大，现代科学家及科研领导者的困境在他身上彰显得淋漓尽致：科研活动应不应该有正义的衡量？有没有国界？应该为某个国家服务，还是为全人类服务？这永远是科学家及科研领导者需要权衡的问题。
中国古代儒家强调慎独，它体现了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是个人风范的最高境界。有时领导者在做决策时只有自己或个别人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敬畏感，很容易做出损人利己的决定。东汉官员杨震暮夜拒金的故事体现了慎独。当他去东莱上任的时候，路过冒邑。冒邑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听到杨震到来，晚上悄悄去拜访杨震，并带金十斤作为礼物。王密送这样的重礼，一是对杨震过去的荐举表示感谢，二是想通过贿赂请这位老上司以后再多加关照。可是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客气，便说：“幕夜无知者。”意思是说晚上又有谁能知道呢？杨震立即生气了，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无知？”王密十分羞愧，只得带着礼物，狼狈而回。杨震的后人亦以此为荣，这一支杨姓后裔便自称为“四知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以其在党内外的巨大威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顺应党心民心，发挥了掌舵作用。他率先向“两个凡是”发起反击，推动科教领域迎来春天，推动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和支持平反冤假错案，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
在人们对毛泽东看法不一的时候，邓小平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他表示支持平反被打倒的官员，但划定了界限，而且不想破坏毛泽东的地位。在人们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的时候，他提出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希望关注未来，不想纠缠于过去的细节。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但要吸取历史教训——搞好制度建设。当时如果迁就一部分群众和同志的情绪，跟着感觉走，什么事都要追究个人的责任甚至全盘否定毛泽东，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可能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不可能有后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978年11月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鉴于代表们的兴奋点离不开历史遗留问题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邓小平说，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能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79年11月开始，是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邓小平对决议的起草和定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强调，这个决议总的指导思想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第二，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经长时间讨论和修改，集中全党智慧形成。在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与对“文革”的评价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区别开来。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案例启示：
领导者的眼光放在未来而非纠缠于过去。对待过去的事情、历史问题，要粗一点，模糊一点，甚至糊涂一点。因为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有头脑的领导人，应该把眼光放到未来事业的发展与开创上。在“文革”刚结束这一特定情境下，邓小平看似“和稀泥”的模糊决策恰恰是最佳选择，体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德鲁克说，决策不是分辨是非，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看法出发。决策是从看法出发，再寻找事实的过程。当分辨是非时决策就非常低效，因为分辨是非必须依据判断标准，而这种标准是非常个人化的，无穷无尽的争论将把人们的一切智慧和精力耗尽。当时对一些问题要是争论下去，一是耽误时间，二是本身也很难有个结果。最好的办法是先搁置争论，大家都面对现实，面对中国尽快富强起来这个目标，思考现在如何行动。到现在，当年那些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显然大部分都已经不争自明了。(www.xing528.com)
[1]秦德君：《公共生活的地平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2]［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张成林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3]［美］罗纳德·海菲兹、马蒂·林斯基：《火线领导力》，燕清联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1页。
[4]［加］亨利·明茨伯格：《管理者而非MBA》，杨斌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34—35页。
[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6]曹给非：《帝国模式：历史兴衰成败终极密码》，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0页。
[7]刘瑜：《民主的细节》，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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