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决策：基于事物变化做决策

领导者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考察思维对象，从时间上来考察思维对象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纵向发展过程。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时间维度上看，借用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以古代的丝绸之路为基础在世界版图上继续延伸。古代丝绸之路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民族稳定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带一路”一头牵着历史，一头连着现实。它见证千年风雨沧桑，也充满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中国政府根据当今时代主题，既在性质上赋予了古丝路新的内涵，又超越了传统丝路的思维模式，不仅传承古人开辟古丝绸之路、追求交流合作的基因，也蕴含着涤荡冷战残余、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志向。如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新的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铺展开来。

从发展的角度看，人们对事物的当前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认识常常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入。中国政府花了几十年的工夫建立和巩固一套套观念系统，改革开放后又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破除它们，改革的成本高昂就是因为原有的观念系统过于顽固。因此，社会发展更多的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不要急于去建立一套自以为正确和永恒的观念系统。这不仅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是一种社会公共生活的大智慧[1]。滴滴快车、Uber等颠覆了用户和出租车的连接，从而让资源真正重新配置，产生化学反应甚至核反应效果。专车这种对传统出租行业的“破坏性创新”刚刚出现时，不仅遭到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抵制，也时常遭到一些执法部门的查处，相关部门对其是否合法则大多持比较模糊的态度，体现了这些颠覆性的服务模式应用与传统模式之间的摩擦。后来新模式逐渐在一些地方开始得到有条件的认可，纳入政府规范和认可的合法范围，体现了政府部门面对新技术发展有一个逐步了解和接受的过程。

再比如，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产业园区产城分离现象严重的弊端日益暴露，这种问题正在得到纠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建了大批产业园区，但由于土地利用规划的呆板，产业园区按规定只能用于生产性建设，缺乏居住、购物、餐饮、娱乐、教育、医疗、休闲等生活配套，导致产业园区白天热闹，晚上几乎成为空城，产业与城市融合度很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这种规划的缺陷逐渐明显，园区员工上下班路上花费时间过长，对本已拥堵的城市交通造成巨大压力。为了破除这种弊端，一些大中城市开始调整规划，实行产城融合，建设产业城，而不是单纯的产业园区，比如各地高铁沿线大量规划的高铁新城，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宜居宜业模式。(www.xing528.com)

领导者要从现象发现本质以及未来的趋势走向，也就是及时发现风口。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最后一次战时会议。在前几天的会议中，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Joseph Stalin）身边的英国首相，还是之前的老朋友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但是到了后几天，则变成了新任首相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赫赫成为英雄，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完全结束时就被工党领袖艾德礼在大选中击败下台。这是因为艾德礼高举福利国家的旗号，而不是与竞争对手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平面上对话，在议题上成功地扬长避短。竞选时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人民渴望和平，厌战情绪强烈，而仍然沉浸在战争状态的丘吉尔的政治主张已经不符合当时英国民众的意愿，不适合时代的潮流。英国民众希望选出一位能够以建立维护和平为主导思想的领导者。艾德礼此时成功当选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积极推动福利国家建设这一“战后共识”，在议题上迎合了英国选民的心理需求。

领导者要抓住那些以点带面的小事，见微知著。西汉宣帝时期，丞相丙吉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他经常外出考察民情，一次外出，他见一群人在斗殴，他没有去制止；而看到一头牛在吃力地拉车，他却停下叫人去询问。下属说他只重畜不重人，丙吉解释说：“行人斗殴，有京兆尹等地方官处理即可，我只要适时考察其政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这样就可以了。丞相是国家的高级官员，所关心的应当是国家大事。而问牛的事则不同，如今是春天，天气还不应该太热，如果那头牛是因为天太热而喘息，那么现在的气节就不太正常了，农事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过问了牛的事儿。”汉朝还属于农业社会，农事如果不好，势必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乃至国计民生。丙吉问牛而不问人，说明他作为领导者善于发现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发展的苗头，从而抓住了要害。